孙中山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伟大辉煌的一生。他作为唤起中国人民觉醒的伟大象征已载入史册。从反对清王朝，到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再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斗争，生动记录了这位伟人的革命斗争道路。尤其是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仍然做出了许多新的革命建树，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行了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以及宣传群众，唤起民众的觉醒。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孙中山晚年的丰功伟业，指出：“孙中山先生曾经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①孙中山晚年的新建树，不仅使他的事业更加多彩多姿，而且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重大的影响。孙中山的这些新建树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与帮助又是密不可分的。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中国的统一和复兴。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无法实现其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究其失败原因，客观上，是由于国内外反革命联合势力的强大；主观上看，则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致。其实，孙中山也已认识到：“前几次革命，均因半路上与军阀官僚相妥协、相调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后，仍不免于失败。”^②这表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找不到真正解决中国革命任务的灵丹妙药。这是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根本原因。

再一个原因是，孙中山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鼓舞和启迪。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对列宁推崇备至。早在1921年8月，孙中山致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就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③由于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后与苏俄保持着友好的交往，这对于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另一个原因是，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孙中山感受到国内革命新势力的压力和影响，开始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巨大作用，看清了中国革命的新动力，认识到没有工农民众的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胜利，因而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便在斗争中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是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直接原因。正当孙中山开始组织北伐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了旨在推翻孙中山的武装叛变。这是孙中山有生以来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他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说：“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④然而，孙中山毕竟是一个坚强不屈的革命者，这次异常沉重的打击，并“没有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⑤他表示：“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⑥，坚信“最后之胜利，终归最后之努力者”。^⑦开始觉悟到，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寻找新的道路和方法。恰好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以坚决的态度支持孙中山。这是孙中山决心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逐步认识到联合民主派共同反对封建军阀的必要性。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同时对国民党也提出了批评。《主张》建议由共产党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反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就在《主张》发表的第二天，陈炯明公开叛变。8月，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避退上海。正当孙中山陷入悲愤苦闷之时，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一面继续提出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原则主张；一面派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张继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洽国共合作事宜。之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中共负责人先后加入国民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毛泽东后来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⑧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国共两党的共同需要，国共两党当时的状况决定了他们各自需要寻找政治上的同盟者。然而，就国民党而言，当时力主坚持国共合作者最初只有孙中山、廖仲恺等少数人，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孙中山在建立国共合作上的贡献是国民党内任何人所无与伦比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给中国革命注入了生机，很快出现了大革命的高潮，国共两党在大革命中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孙中山在他的晚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改组国民党工作上。他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仅用了一年零4个月的时间领导国民党实行改组，从而奠定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这是他晚年新建树的辉煌篇章之一。

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黑暗之症结，沉痛总结了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屡次失败教训，决心寻求革新社会的道路和方法以继续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第二，他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政府的教育和鼓舞，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的出路在于“以俄为师”。第三，他深感国民党的现状不能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只有进行改造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他说：“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因此，“以俄为师”首先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将党放在国上”，“以党治国”。^⑨改组前的国民党，成分复杂，混入了许多官僚、地主、买办、投机分子；纪律涣散，各自为战，连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开不起来。国民党虽然号称党员30万之众，但没有战斗力，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而偏安于广东一隅。国民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二七惨案，抵制日货运动等，采取既不领导也不参与的消极态度，不能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对于国民党这种日趋腐败的现状十分担心与不满，他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⑩国民党改组已势在必行。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孙中山拯救国民党所急需的新鲜血液。因此，孙中山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希望中共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民党的自身建设，使三民主义得以真正实现。他说：“此次吾党改组之唯一的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⑪从1922年9月，孙中山开始着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在三个多月内，先后召开三次专门研究改组的会议，最后通过了国民党宣言及党纲和党章。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重申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以实行普选，确保人民自由权为核心的民权主义；以实业国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它表明国民党的政策有了突破性进展，反映了国民党改组的初步成果。

然而，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也有过消极。1923年上半年，孙中山曾一度“不愿意改组国民党了”。^⑫这是因为一方面孙中山尚未完全摆脱热衷于军事行动的积习；另一方面，则因为军阀沈鸿英的部队从粤北被赶回广西，军事形势对孙中山有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十分担心国民党改组计划落空，为此提出“援助孙要根据他全面改组国民党的愿望而定”。^⑬因孙中山急需财政援助，马林认为孙中山“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⑭只是在同年10月苏联政府驻广州常设代表鲍罗廷到达后，国民党改组遂实际进行。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处理一切改组事宜，决定公布《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及党章，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改组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中国共产党为了改组国民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陈独秀、林伯渠等参与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陈独秀和马林向孙中山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被采纳，计划中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宣传问题上，参加国民党本部工作，其中陈独秀为参议，林伯渠为总务部副部长，谭平山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为临时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三大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⑮李大钊等参加了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帮助国民党建立各地执行部和基层组织。国民党一大前，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知》，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工作，部署了参加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做好参加国民党一大的选举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的目的在于，“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占20%，“大会通过的宣言、决议和纲领，是由于我党党员和左翼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通过的”。^⑯在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占1／8，在候补委员中占7／17。同时，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里担任要职，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等。

由上可见，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的全过程。从参加国民党的改组会议到帮助孙中山制定国民党改组计划；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党纲、党章到参与国民党各级党部的组建和领导；从出席国民党改组大会到从事国民党本部的领导工作，无不渗透着共产党人的心血和汗水。

国民党改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内部充满着激烈复杂的斗争。冯自由、马素、谢持等一些右派分子一开始就兴风作浪，阻挠和反对国民党改组。1923年1月1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联名“弹劾”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改组，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坚决挫败了右派的反扑。在国民党一大会上，方瑞麟等提出党中不能有党的问题，再次挑起争端。李大钊、毛泽东等据理力争，痛加驳斥。李大钊率先解释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与现在的态度，他说：“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党革命不可”；“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他表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⑰后经廖仲恺等左派的支持，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等的提案。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实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这是孙中山的重大胜利，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胜利。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对全国及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改组后的国民党，有了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纲领；在组织、宣传、纪律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进步，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中国大革命的新局面，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

中国国民党虽然是近代中国各政党中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民主派，但国民党“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⑱，以及单纯依赖武力而忽视对民众的宣传，则是国民党致命错误和弱点。陈炯明的叛变，虽促使孙中山“坚定地着手改变党的策略，把军事活动方面的（以及外交活动）重点转移到革命宣传上来”。^⑲但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仍存在不注重动员民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思想。当时中国国内主要有直系、皖系、奉系、西南诸省军阀这四派势力，以及站在这四派势力背后的帝国主义。而孙中山“有两个幻想，第一是希望军阀和平；第二是幻想帝国主义帮助”。^⑳孙中山1923年1月26日在《和平统一之通电》提出，国内四大派别势力应“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卒归一致”。并积极倡导所谓“裁兵”。针对孙中山、国民党不重视宣传民众的弱点，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通过《向导》周报等刊物，广泛开展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并公开猛烈地批评孙中山、国民党的缺点和错误，几乎每期都刊登批评文章，目的在于，“影响国民党的政策”，“努力促进国民党加强反帝活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批评孙中山经常联合一部分军阀去反对另一部分军阀。孙中山为了对抗直系军阀，与奉系和皖系军阀结成“三角同盟”。马林指出，孙中山所依靠的“那些有力分子昨天还是他的好朋友，今天能够反脸，明天或成仇敌”。第二，批评孙中山企图用裁兵办法来缓和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针对孙中山大谈所谓裁兵是“救时良药”的幻想，蔡和森一针见血地指出，希望军阀实行裁兵，“不但是与虎谋皮，而且是助虎作伥”。第三，批评孙中山企图同帝国主义合作，争取帝国主义支援幻想。蔡和森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什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第四，批评孙中山只偏重军事活动，忽视对民众的宣传与组织。陈独秀认为，如果继续下去，就会“造成新的军阀，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这些批评与忠告，总的来说，是善意的、中肯的，但有些文章也存在某些过激的缺点。

孙中山对于这些批评和劝告是很重视的，但对于某些批评也深感恼火，他曾对马林表示，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对此，中共中央认为：“为了发展国民运动，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它的错误行动。”因而“必须加强国民党的宣传”，但是同时，“在批评上避免激烈的词句”。

经过共产党人的批评与帮助，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前后，一方面形成了许多新的革命理论，其中包括：农民、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础，联合国际无产阶级进行反帝斗争，革命是由人民自己进行的，人民应有自己的革命军队等。另一方面，国民党改组以后，开始接触群众，发表反帝反封建的宣言，倡导国民会议运动等；孙中山还在百忙中亲自抓党员的思想工作。这样，实际上达到了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孙中山真正认识到，以前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因缺乏宣传，在从前看枪炮的力量重过宣传的力量，所以很少向宣传方面去奋斗，但是虽然用枪的奋斗已经成功。革命事业仍然得不到什么结果，现在我们应该觉得初期的革命，用枪炮的奋斗十分重要，但后来的革命，用宣传的奋斗更为重要”。孙中山生前的最后一次政治活动，就是1924年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及其后的北上活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这表明，孙中山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劝告，把注意力放到对人民群众的宣传与组织上来。这是孙中山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飞跃。

众所周知，国民党一大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晚年的功绩之一，是他民主革命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联俄，是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得到苏俄政府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道义等方面的支援，把俄国当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同时，对比中俄两国革命的经验，逐步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苏俄，“以俄为师”。认识到“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联共，同联俄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虽不信奉共产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在陈炯明叛变后，中共对孙中山的支持，使他大为感动，更加接近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同中共建立紧密的联盟。扶助农工，是孙中山通过五四运动及其后的工农运动，深感民众力量的威力，认识到“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在三大政策基础上形成的新三民主义，集中体现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关于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没有反帝认识，民族思想只限于“排满”。新的民族主义把反帝思想作为民族主义的中心提出来。一方面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提出了“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的口号。认为“民族主义对任何阶段，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关于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前，只提“建立民国”一个目标，其含义是争取“议会制度”的形式。新的民权主义，以“五权分立”为原则，主张实行直接民权，强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得为“资产阶级所专有”。关于民生主义，倡导“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以“耕者有其田”政策来充实“平均地权”，以国家经营大企业政策来充实“节制资本”。中共中央当时指出：“民族主义即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一切对外条约，要求中华民族独立为原则。民权主义以根本打倒障碍民权之军阀，建设民主政府，要求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之绝对自由为原则。民生主义以铲除目前妨碍民生之帝国主义与军阀，再以真正人民的国家力量发展农业，厚利民生为原则。”

新三民主义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这种新的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指导纲领，它同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最低革命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毛泽东曾经高度赞扬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但是，新三民主义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孙中山的“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的实质仍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他不能区分资本主义国家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以为民生主义可以代替社会主义，税收政策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正说明，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都无法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

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失败教训时，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从前“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成功。”而创办黄埔军校，“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根据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国民党一大正式决定建立黄埔军校。孙中山在领导筹建军校过程中，除得到苏俄政府的大量援助外，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首先，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政治及党务。在代表团的4名成员中，有2名共产党员，即张太雷和沈定一。其次，选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学生共计499人，而“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再次，参加军校考生的复试工作。毛泽东在上海负责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北各省考生的复试，张申府在广州参加军校考生的总复试工作。由于坚持严格把关、择优录取的原则，有效地保证了军校学员的质量。

孙中山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在军校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制度，以及党代表制度。这是以往任何中国军队所没有的。黄埔军校的教育方针是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并重。军校政治部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每期的政治科目达20多种。军校的政治教育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讲授政治课，每期在百次以上，使学生掌握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开设政治训练班；举办政治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进行政治问答；出版发行多种书报期刊；以及校内外的各种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政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首先，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参与政治工作，制定政治工作计划，参加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工作，尤其是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真正把政治工作开展起来，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增强了军校战斗力，使军校成为当时在广州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其次，派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杨其纲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教官，他们讲授国内国际形势，解答党务上和政治上的重要问题，颇受学员们的敬仰和爱戴。再次，派共产党员参加军校各级领导工作，使国共合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最后，通过军校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保证了军校具有旺盛的战斗力，使黄埔军校成为革命的中心地。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为了培养具有革命精神、有主义、有理论的军事人才，为组建一支革命军队打下坚实的基础。1924年第四季度，军校成立了两个教导团，他们在平定商团军叛变、两次东征、讨伐刘杨叛乱等战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后，在军校两个教导团的基础上，又创立了党军，并且为尔后建立国民革命第一军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他晚年的革命思想与实践，之所以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一方面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看，则是孙中山适应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一时代变化，是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的必然结果。这正是孙中山一生最伟大之所在以及给后人之历史启迪。作为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当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伟人晚年的卓越建树。孙中山的遗训，“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至今仍然是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的强大的精神纽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700页。

②⑨⑯《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96、179页。

⑤⑫⑬⑭⑲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288、151、262、84—91、296、297页。

⑥《宣布粤变颠末表示统一意见宣言》，《中国国民党历史宣言汇刊》，卿云图书公司1927年版。

⑮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五大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92页。

⑰《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

⑱《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⑳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4页。

孙铎（即马林）：《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

蔡和森：《中山先生的兵工政策是为军阀说法的吗？》，《向导》第7期。

蔡和森：《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19期。

《大元帅对国民党讲习所开学训词》，《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日。

《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孙中山晚年的新建树与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