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福建省会迁回福州，沿海城市经济有所恢复和重建，但与抗战前相比，仍然很萧条。

一、沿海城市经济的复苏

战争结束后，省政府迁回福州，各机构陆续回迁。1945年9月26日，厦门海军接受日军投降书。10月3日，中国军队正式接管厦门。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又回到沿海地区。

1.商业贸易的恢复

抗日战争结束后，“海航畅通，货运已无阻”^[101]，但战后传统销路尚未完全恢复。对外贸易和航运业虽有所复苏，但也一直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战后，福州输入货物以棉布、面粉为大宗，其余依次是纸烟、棉纱、肥田粉、植物油、米谷、豆饼、五金矿砂、豆类等。输出仍以茶、木、纸为大宗，糖、笋干、鲜干果次之，纸伞、鱼介海味又次之^[102]。厦门输入货物以米、面粉、绸布、豆饼、汽油、电油、肥料、烟草、棉纱、西药、中药材、五金、酒等为大宗。输出货物以茶、纸、糖、桂圆、水果、杉木、竹为大宗^[103]。日本投降后，厦门的日本财产被接收，英美等国的洋行，如汇丰、太古、亚细亚、卜内门、和记等，美国的美孚、德士古石油公司相继复业^[104]，但与战前比，已大大减少。

抗战胜利后城市商业有所复苏。1945年厦门大小商店有3，705家，店员19，860人，而1935年有5，202家，店员28，484人^[105]。从表4－2看，1946年厦门商店有601家，资本总额16，613，000元，远不如战前。华侨在厦门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1933年以后，华侨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时局动荡的影响，回国投资迅速下降。抗战爆发，华侨对厦门的投资中断，抗战胜利后，华侨又积极到厦门投资。仅1946年，就成立了德大参行、福建经济建设公司、中菲商业公司、侨兴、永德行、华侨垦业公司、华祥行、成利行、合众商业公司、信昌参行、新厦药房、三元棉布行、协成行、侨光贸易行10多家侨资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和棉布、医药、商业等^[106]，但规模都不大。

资料来源:“厦门市政府关于商业情况统计报表的代电1947年7月”，厦门市档案馆，档号A8－88。

2.金融业的发展

抗战以后，百业萧条，但是金融业继续在发展。福建省金融业形成了以“四行二局一库”官僚资本银行为核心、地方银行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并存、为国家资本所操纵的金融体系和网络。1936年福建全省银行有72所，1940年达到111所，1944年有160所，1947年竟达198所，增长迅速^[107]。抗战胜利后，由于侨汇大量涌入，金融市况活跃。汇兑成为银行的主要业务，厦门银行也因侨汇而得到发展。《福建经济概况》称:抗战胜利后，本省私人及外商设立之银行，以厦门为多，如集美、中南、新华、国华、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工矿银行、中兴、华侨等家，厦门均有之。而福州则仅有集友、中国实业银行及福州商业银行等3家。^[108]集友银行成立于1942年10月，为南洋华侨陈嘉庚、陈六使、李光前等人创设于永安，并在广东的东兴、福州、泉州等侨区分设机构，收解侨汇。抗战胜利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均办理保险业务。1947年3月1日，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成立太平洋保险公司福州分公司，承保水、火险及盐运险业务，并在厦门成立支公司，开拓闽南业务^[109]。

钱庄的业务也转向外币兑换。1947年，厦门市政府禁止钱庄外币买卖，依照财政部《管理银行办法》第19条规定，勒令厦门28家钱庄停业，并处罚金。为此厦门市钱庄业同业公会和商会于1947年3月发函，指出:“本市情形特殊，华侨纷来频往，各钱庄纯为适应侨胞需要，经营外币兑换业务，与各地银钱业迥然不同。”请求允许本市钱庄继续营业^[110]。另据1947年3月厦门市钱庄业调查，31家钱庄中，30家都是1945年12月以后开设的^[111]。抗战前的钱庄基本上没有生存下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厦门又有50余家钱庄^[112]。钱庄及时调整营业策略，获得了继续生存的空间。

民信局在战后继续得到发展。抗战爆发，民信局业务萎缩，1940年减为50家。抗日战争胜利后，侨胞汇款激增，民信局开始复苏。1946年上半年，据福建省邮政局统计，全省民信局共达120家。由于通货膨胀，货币一再贬值，民信局改变经营方式，接受金银外币实物汇款的要求，其组织机构也发生了变化。海外民信局为便于经营，纷纷在国内设立机构，形成“两头嵌入”的格局。如厦门瑞记号，国内的分号有14家，国外有28家^[113]。

沿海城市的工业也有所复苏。1946年，福州电气公司资本额1，300，000元，固定资产额5，467，733元，职工389人，发电机4座，容量5500千瓦，输电线路919，957公里。1947年3月统计，用电户16，855户，电灯16，579户，电力276户。供电447，821度，电灯319，781度，电力109，621度，路灯18，419度^[114]。锯木业是福州最兴盛的工业之一，但起伏不定。1940年，有锯木厂69家，大多兼营木材的收购、加工和贩运。战后福州锯木业在短时间内重新兴旺起来。据福州市锯木业同业公会报告，全市有锯木厂65家，其中使用电力者32家，其余使用蒸汽机、木炭机和油机。后因外销市场如华北一带受战事影响，销路日狭，1947年减至52家^[115]。抗战胜利后，建华总厂由南平搬回福州。1948年，建华火柴厂有24马力和16马力国产蒸汽引擎各一部，德国造24马力柴油引擎一部，雇佣职员80名，男工250名，女工300名，童工40名，年产7，200箱乙级安全火柴。福州马尾造船厂开始重建，但进度缓慢。到1949年夏，大部分机器设备迁到台湾。抗战胜利后，福州电气公司虽设法修复，但在全面内战的局势下，资金、外汇、煤炭来源处处受到统制，电费拖欠现象严重，恶性通货膨胀的打击更为致命。1948年不得不交给资源委员会整理^[116]。福州的工业由于缺少侨资，恢复更慢，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一个半烟囱”的说法，即福州电厂和福建造纸公司。

抗战期间，厦门自来水厂损失严重，蓄水池的树木被砍伐，楼房被拆毁，水池、机器被破坏，水船被炸沉，水管被炸毁。抗战胜利后，公司重新栽种树木，修理水池、修造厂、水船、水管等^[117]。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资福大公司和厦门水电公司，由工务局水电管理处管理。经股商交涉，厦门电厂于1946年4月交归商办，但经营管理权在官方手中。到1948年，只能以薪柴代煤发电。电厂以一套机组低负荷发电，勉强维持。新中国成立前夕，电厂物资移至台湾，设备被炸毁^[118]。抗战胜利后，淘化大同公司在厦门复业，并由香港总管理处汇拨港币10万余元。但其生产规模已远不如昔日，在厦门的两所工厂仅有职员10名、工人22名^[119]。厦门的“福建火柴厂”光复后由政府接收，后由“火柴大王”刘鸿生于1947年6月承办，命名“福厦华记火柴制造厂”。该厂规模比建华厂小，有职员20名，工人135名^[120]。据统计，在战后几年间，厦门新设工厂达33家。其中酱油等食品工业6家，电池、肥皂等化学工业15家，烟草工业3家，其他轻工业7家^[121]。但“实则大都为小工业之变相而已，其中稍具规模者十不及一”^[122]。战后厦门工厂中，华侨投资仍占很大比重。上述的新设33家工厂中，侨资占19家。1947年7月，以华侨胡文虎为首的福建经济建设公司在厦门成立，由于物价飞涨等原因，后来资产损失殆尽^[123]。马来亚华侨黄重吉战后在厦门成立了烟厂、酒厂、油厂、橡胶厂、糖果饼干厂、罐头食品厂、铁工厂和电池厂等。但这些工厂规模都偏小，原料缺乏，资金短缺，勉强维持运转。

抗战结束后，内地工厂陆续回迁沿海城市。战时发展起来的内地工业大都走向衰落。也有许多工厂由于原料来源、产品市场、搬迁费用等因素，仍留在闽北南平等地。南平成为闽北的工业重镇，电厂仍然保持战时的总装机容量。

二、城市经济的崩溃

抗战胜利后，福建城市经济虽有所复苏，但贸易衰落，物价飞涨，难以恢复战前的活力。由于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又陷入内战和经济崩溃的深渊，还没有从战时打击中恢复过来的城市又遭创伤。

由于通货膨胀，物价暴涨，人民生活困苦。福州市物价调查与指数编制始于1935年，以批发国货及外国货价格、零售国货价格、机关办公用品价格等为调查对象，包括粮食、其他食品、衣着、燃料、金属、建筑材料、文具、印刷、邮电、修缮、杂项等94种物品。编制指数以1937年上半年各月平均为基期。“本市与一般人民生活最有关系之零售国货价格指数之趋势，在战前及抗战初期尚见稳定，最近三年来(注:1944—1947年)变动极为剧烈。”^[124]

资料来源:严灵峰编:《福州要览》，福州市政府统计室编印，1947年8月，第14～15页。

从上表看，10年间，福州物价飞涨。与市民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零售国货价格指数1937年为100，1946年上涨到422倍，到1947年7月竟然上涨3，683倍。物价上涨，直接引起生活费用的上升。上涨最厉害的是燃料，其次是衣着和杂项。见下表:

资料来源:严灵峰编:《福州要览》，福州市政府统计室编印，1947年8月，第16页。

厦门情况也差不多。1937年1～6月，批发国货物价指数基数为100，1938年为136，1939年235，1940年513，1941年1，492，1942年5，303，1943年14，097，1944年37，135，1945年114，526，1946年1月142，900，12月788，900，1947年12月9，144，920。1948年7月为208，012，800，是1937年的200万倍。根据对食物、衣着、燃料、金属电料、建筑材料等45项物品的价格调查，在各项物品中，以粮食的涨价幅度最大，达888，167倍，其次是衣着^[125]。厦门的粮食供应比福州更紧张。

1946年，福建也有一些县市进行公务员生活费指数的统计。从表4－5可以看出，抗战开始后，从1941年到1946年的5年里，福州公务员生活费上涨736倍，幅度远远高于其他县市。

资料来源:福建省政府统计室编:《各县市最近简要统计》，1946年11月，第100～107页。

尽管省政府、市政府连连下文，针对“迩来本省各地物价复呈激烈波动，影响民生颇巨”的情况，要求市府、警察局“查所有该市主要日用必需品，如有囤积居奇，投机操纵情事，应即依照规定给予取缔”^[126]。但只能是一纸空文，无济于事。

受战争影响，福建大部分地区虽未遭敌寇蹂躏，但生产大为衰退，市场购买力减少。战后，恶性通货膨胀使这种趋势愈发严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据报载:“整个市场像着了神经似的，黄金、外钞疯狂上涨，仅是数小时功夫，一共上涨了20%，为上午市价的4倍。而物价上涨50%，市面非常紊乱，真是一秒钟数变，小贩惊得目瞪口呆，真不知什么厄运来临。大商人闭盘不卖，零售商连连摇电话问外钞价钱。这种混乱局面，直到夜晚尚不见有什么平静迹象，无疑的经济已面临总崩溃的前夕。”^[127]这时全国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金融混乱，城乡经济停滞，百业凋零，到处都是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已极，福建城市自然不例外。

突然来临的战争打乱了福建城市发展的步伐。福建沿海城市遭受战争破坏和困扰，陷入停滞状态。由于省会的内迁，给内地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永安、南平、建阳等城市获得了一些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省会复迁，沿海城市经济有所恢复。但厦门已经是元气大伤，福州也无法恢复原先的活力，城市呈现的更多是衰败景象。而内地城市也重新回到往日的沉寂中。不久内战很快爆发，福建又笼罩在动乱和经济崩溃的阴影中。直到1949年新政权的成立，福建城市现代化才开始新的篇章。

[1]林星:《抗战时期日本侵华日军在福建沿海的暴行》，《福建史志》1995年第5期。

[2]《厦门等七市县沦陷损失调查》，《新福建》，第9卷，第2期，1946年。

[3]陈能南:《日军侵占福州地区的暴行和福州军民的抗日斗争》，《福建党史通讯》，1985年第9期。

[4]《福州等五市县沦陷损失调查》，载《新福建》第8卷，三、四期合刊，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1945年11月15日。

[5]《厦门等七市县沦陷损失调查》，载《新福建》月刊，第9卷，第2期，1946年。

[6]［日］别所孝二:《新厦门》，大阪每日新闻社，1940年，第1页。

[8]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编:《闽台关系档案资料》，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

[9]《福州等五市县沦陷损失调查》，载《新福建》月刊，第8卷，三、四期合刊。

[10]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第405～412页。

[11]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第574～582页。

[12]福建省政府统计室编:《各县市最近简要统计》，1946年11月，第100～107页。

[13]《沿海公路等其未完成者应即停工(1937/12/3)》，载《陈主席战时手令辑要》，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1941年。

[14]福建省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第1册)，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132～139页。

[15]《福建省损失调查》，载《新福建》第8卷，三、四期合刊，1945年11月15日，第80～83页。

[16]福建省地方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公路运输史》(第1册)，第162页。

[17]福建省地方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公路运输史》(第一册)，第163～164页。

[18]林开明主编:《福建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387页。

[19]《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932—1941年)》，载《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404页。一些论著认为，抗战后，厦门港贸易停止。但这只是沦陷初期的情况，很快贸易也有所恢复。

[21]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279页。

[23]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福建省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草案)》，农业篇，1947年，第29页。

[24]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福建省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草案)》，农业篇，第35页。

[25]福建省地方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公路运输史》(第一册)，第164页。

[26]福建省地方交通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公路运输史》(第一册)，第165页。

[28]《东西溪内河航运概况》，载《泉州工商史料》第3辑，泉州市工商联合会编，1984年，第34页。

[29]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福建省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草案)》，农业篇，第36页。

[30]福建省贸易公司编:《福建省贸易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报告(第四号)》，1942年。

[33]翁礼馨编:《福建之木材》，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印行，1940年，第119～120、131页。

[36]《厦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华侨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

[38]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金融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91页。

[39]福建省政府编:《重订福建省单行法规汇编》，1940年，第157～158页。

[40]厦门市政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市政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0页。

[43]福建省档案馆编:《民国福建各县市(区)户口统计资料(1912—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42～43页。

[44]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1944年12月，第2、17、21页。

[45]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第17～21页。

[46]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永安县经济调查》，1940年12月，第34页。

[47]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福建十年——福建省银行十周年纪念刊》，1945年，第332页。

[48]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福建十年——福建省银行十周年纪念刊》，第327页。

[49]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04页。

[51]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福建十年——福建省银行十周年纪念刊》，第326页。

[53]福建省政府编:《重订福建省单行法规汇编》，1939年，第509页。

[54]“福建省建设厅、福建省地方干部训练团等关于琯头电灯厂迁移三元与福建公训服务社合资办电气厂的公函、代电、营业章程”，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36－10－1528－02。

[55]“漳州电厂关于电厂移迁移机器及龙岩电厂组建开工、电费收缴等函、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06－83。

[56]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永安县经济调查》，1940年，第34～35页。

[57]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7页。

[59]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6～400页。

[60]卢世钤:《解放前南平工业概况》，《南平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4月，第18～21页。

[61]罗肇前:《福建近代产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62]福建省政府统计室编:《各县市最近简要统计》，1946年11月，第91～99页。

[66]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15页。

[67]魏育适:《福建省贸易公司在南平》，《南平文史资料》第6辑，1985年，第49～50页。

[68]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建国出版社，1941年，第67页。

[69]福建省政府编:《重订福建省单行法规汇编》，1939年，第264页。

[70]福建省政府编:《重订福建省单行法规汇编》，第264～267页。

[71]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第484～485页。

[72]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74]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第464～465页。

[75]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第25页。

[79]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安市志》，第475～476页。

[80]林观得编著:《福建地理》，建国出版社，1941年，第67页。

[81]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编:《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1945年，第13页。

[83]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城乡建设志》，第22页。

[84]［英］约翰·汤姆森著，杨博仁、陈宪平译:《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

[86]潘河汾:《南平大事记(二)》，《南平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4月，第41页。

[87]邱文生主编;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7页。

[88]邱文生主编;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第8～9页。

[89]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教育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

[90]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5页。

[91]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42页。

[92]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教育志》，第194页。

[93]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教育志》，第237页。

[94]金云铭:《回忆抗战时期的协和大学》，《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

[95]金云铭:《回忆抗战时期的协和大学》，《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

[96]云天:《追记内迁邵武时的协和大学》，《邵武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5年1月，第77～79页。

[97]陈兴荣、郑林宽:《邵武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46年7月，第23～24页。

[101]吴雅纯辑:《厦门大观》，厦门新绿书店，1947年2月，第24页。

[102]严灵峰编:《福州要览》，福州市政府统计室编印，1947年8月，第12页。

[103]厦门市政府统计室编:《厦门要览》，1946年11月，第28页。

[104]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297页。

[105]厦门市政府统计室编:《厦门要览》，1946年11月，第28页。

[106]《1949年前华侨投资厦门重要商号一览表》，载《厦门华侨志》，第160～163页。

[107]朱代杰、季天佑编:《福建经济概况》，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印，1947年，第269页。

[109]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金融志》，第91～92页。

[110]汪方文主编，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1～354页。

[111]汪方文主编，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编:《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第354页。

[112]《厦门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金融志》，第40页。

[113]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金融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76～80页。

[114]严灵峰编:《福州要览》，福州市政府统计室编印，1947年8月，第32页。

[117]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第127～128页。

[119]林金枝，庄为玑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第102页。

[121]《厦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华侨志》，第192～198页。

[123]孙思源:《胡文虎与福建经济建设运动》，《福建论坛》2004年第2期。

[124]严灵峰编:《福州要览》，福州市政府统计室编印，1947年，第13～14页。

[125]厦门市政府统计室编印:《厦门市物价指数》(1937—1946年)第1期，1947年1月;厦门市档案馆，档号A8－106。

[126]“厦门市警察局训令:奉省电取缔制止物价暴涨案令布遵照由”，1947年11月，厦门市档案馆，档号A10－345。

[127]《人民日报》1949年5月19日，转引自《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林仁川著，厦门，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279页。

第三节 抗战后城市的恢复和萧条

第三节　抗战后城市的恢复和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