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灵、麦积早期半偏袒袈裟西渐高昌——从5世纪初的关陇石窟到5世纪末的吐鲁番石窟

在佛教造像中，袈裟的穿着形式是重要的特征因素，主要有偏袒、通肩、双领下垂。但在偏袒袈裟这种形式中还特别派生出了右肩搭一角，以及搭右肩然后绕右臂外侧或前侧包裹状下垂于右肘下后，再披上左肩的袈裟形式，笔者认为可称之为半偏袒袈裟或半袒服袈裟。

有学者曾著文认为半袒服袈裟是袈裟“民族化”的产物，认为双领下垂式袈裟是这种民族化袈裟的结果，半袒服袈裟是其过渡阶段^[1]。

因此，其文中似认为：半偏袒袈裟产生于中国，是中国对印度原偏袒袈裟形式改造的结果。那么，笔者继而认为，既然双领下垂式袈裟较早地出现于中国东土，（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汉式袈裟），那么其前面过渡阶段的半偏袒袈裟似也应是在中国东土汉文化产生的。因此，如果东土汉文化周边地区在以后出现了这种半偏袒袈裟形象，当是受到了中国东土汉地佛教文化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具体谈一谈半袒服袈裟因素由中国东土向西传播的某些主要迹象。

我们在炳灵寺、麦积山、河西地区、西域东部的古高昌地区和其他地区所认识到的半偏袒袈裟现象，均可说明情况确实如此，存在着东方佛教文化中的半偏袒袈裟，在5世纪的西渐于西域的现象。

首先，从西域东部的吐鲁番地区，最早所出现的古高昌时期半偏袒袈裟艺术谈起，看半偏袒袈裟的来龙去脉。

一、吐鲁番吐峪沟44窟之半偏袒袈裟

窟中有较明显的几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

1.正、左、右壁千佛壁画中部各有一铺一佛二菩萨，其主佛身着半偏袒袈裟（见图1）。

2.千佛壁画中亦杂有半偏袒袈裟的形式

这种着半偏袒袈裟的千佛小像，其面部、胸部、右臂部的身体裸露部分，多数曾在后来的伊斯兰教对佛教的冲击中，被人为剜掉（图2）。因其右肩部和右腋下保留了少许袈裟痕迹，其左胸部袈裟领缘亦呈下垂状，且留下的切割痕亦多呈下垂状，以致于有些千佛的形象在被破坏后，模糊地类似于双领下垂式袈裟。但实际上此窟未见有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千佛形象。过去，有论著^[2]认为此窟千佛中有双领下垂式袈裟，是识图上的错误，也会造成对此窟时代判断上的滞后，因为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出现在时代上要略晚一些。

在前壁右上部，仍保留有两身未曾遭破坏的千佛个体，均为着半偏袒袈裟形式，显现出完整的形象（图3），可帮助我们识别那些误被认为是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千佛个体。

3.窟门甬道右壁上，至少可辨一身着半偏袒袈裟的供养僧人壁画形象

有学者可能认为甬道上供养人壁画是重绘的^[3]，或许是没有注意到窟内已有着半偏袒袈裟的形象而觉得是另类的结果，因，从甬道壁画层位上看，并没有显示出层位叠压关系迹象，也未见与此供养人相对应的窟内应有的许多重修的迹象，所以，此窟门右侧甬道上的供养僧人形象（以及其对面的俗家供养人的形象）似更应被看作始建窟时供养人的形象（即使供养人是后绘的不可用资料，与窟内某处笔者未发现的简单修补痕迹同时，因窟内另有上文列举的许多半偏袒袈裟的证据，缺此一个甬道上的资料，也不影响本文论证）。

以上从壁画主尊、千佛和供养人形象上可知，吐鲁番吐峪沟第44窟，其半偏袒袈裟形象是窟中较主要的袈裟着装形式。

这种袈裟形式，作为此窟中的重要造型而出现，当有一个来源问题。

古代吐鲁番地区佛教兴盛，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束纽地位，因此，我们就应该向它的周边，主要是在其东、西方，考察半偏袒袈裟。因此可在吐鲁番以西的新疆其它地区和印度以及其它中亚地区寻找，以及向吐鲁番以东的河西地区及其以东的古河州、古秦州甚至更远的东方地区寻找因素。

二、吐峪沟石窟以西国外中亚地区和印度的较早佛教遗物中未发现半偏袒袈裟的形象

目前，在国外中亚地区和印度的佛教遗物中，基本未发现本文上述所定义的半偏袒袈裟形象，更未发现比5世纪早或比5世纪中叶早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是否真正没有，也不一定，即使有，但似乎极少，不会形成当地主流的楷模而向外传播。或者假设说，也许零星根源在彼，而兴盛、成熟、形成规模的向外传播之地，似并不在彼地区。

古犍陀罗地区出现的，右手于通肩袈裟领口边缘内侧置于脸下的佛像（图4），即使早于5世纪甚至早到2、3世纪，但并不是半偏袒袈裟的形象，因这种佛像的手均从通肩袈裟领口中向上伸出而较随意地摆放或作手印，其手被束缚在脸下很小的范围内，不符合袈裟绕右臂外侧下垂于肘下，而使右手臂能够顺畅动作的半偏袒袈裟的标准。

因此，吐峪沟44窟中有意识地、较有规模地采用的标准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应是接受某种主流文化成熟而标准的楷模而形成，其来源应不是国外的中亚和印度地区的那种只露出被束缚的手的袈裟形式。

三、吐峪沟44窟以西新疆其它地区较早佛教遗物中没有发现半偏袒袈裟的形象

目前，新疆其他佛教遗物中，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发现比5世纪早或比5世纪中叶早的身着半偏袒袈裟的实物形象。

高昌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的铜质半偏袒袈裟坐佛，其风格较北魏云冈2期相似，故吐鲁番博物馆断代在5世纪下半叶到6世纪。

德国勒柯克探险队于新疆休尔楚克发现的彩塑佛坐像，其袈裟是半偏袒式，但其时代却晚到了7至8世纪。

虽然龟兹克孜尔石窟的某些年代方面的推测^[4]，曾将其中有些半偏袒袈裟的形象（多数是壁画的形象）划到较早（早于5世纪）的范围内，但这种推测本身就不具有确定性，于是后来又出现了参考碳14测年的克孜尔石窟的年代推断^[5]。虽然碳14年代也能将半偏袒袈裟壁画形象可放到较早的4世纪中，但年代的下限，即使较早的下限^[6]却延续到了6世纪前期，说明半偏袒袈裟也有可能晚到6世纪前期才在克孜尔石窟中出现。

在龟兹库木图喇石窟中，其GK20窟（也被编作新1号窟）甬道左侧龛中保留了一尊较完整的身着半偏袒袈裟的禅定坐佛塑像，也是目前龟兹石窟中发现的唯一完整塑像（图5）。但时代不会太早。因为：

1.与塑像同时期的库GK20窟侧壁上部壁画，表现列龛坐佛内容，其中有的小坐佛的袈裟形式已是标准的双领下垂式袈裟，其时代当晚至双领下垂式袈裟在东土出现和流行的5世纪下半叶到6世纪（图6）。

2.其整体风格颇似北魏复法后云冈第2期的某些北魏坐佛，尤其是相似于云冈某些2期小龛中的半袒服坐佛的形象风貌，也同麦积山石窟156窟主尊佛（5世纪末到6世纪初期）相似（图7）。

3.其头面部形象并不显得古朴雄健，多了许多含蓄内敛的表情，更像北魏云冈2期的造像。

4.其袈裟上部边缘为较为厚重装饰的折叠状三角纹，多数证据说明它是较晚的。此纹大量流行在东土，时代在北魏复法之后。而在龟兹石窟中此种佛教文化因素却是如此孤立，在此塑像之前阶段，无论是塑像或壁画中几乎未找到其他相似的例子，故应是接受其东边文化因素，如北魏云冈时期佛像，尤其是云冈二期时代的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佛像因素的影响。故此塑像的塑造应偏晚到5世纪下半叶，考虑到传播的因素，也可能晚到以后的6世纪。

5.其袈裟的下部在佛双腿上的分片，右宽左窄，这种做法显得较为灵活，乃在前代佛像双腿上袈裟分片左右对称的较为端正作品之后产生的富于变化的作品，应时代稍晚。现发现的这种形式的雏形和发展形，均时代较晚，如5世纪下半叶的北魏佛像中才出现这种做法^[7]，有这种做法的新疆休尔楚克彩塑半偏袒袈裟坐佛像也已晚至7至8世纪了。这种情况旁证了上述对库GK20窟泥塑佛像断代的推测。

6.库GK20窟泥塑佛像双腿上袈裟其右侧分片部分之所以较宽，是为了能盖住伸在左腿之上的右足，而且双足均隐约在袈裟下显现。足在袈裟下隐约显现，这应是一种比较灵活特殊的风格，乃在前代佛像普遍跣足或足在袈裟下不隐约显现之形象基础上的富于变化的作品，是新出现的风格，应时代稍晚。这种形式在中外早于5世纪下半叶的佛像中不见，而在东土北魏双领下垂佛像中出现，在北周和唐宋阶段的佛像中出现^[8]，说明这种形式比较流行的时期不会太早，顶早也可能是在5世纪下半叶开始，而在以后的时代中不断地采用，这种较晚流行的形式，也旁证了上述对库GK20窟泥塑佛像断代的推测。

7.库GK20窟中，此佛像半偏袒袈裟右臂膀前部垂下的部分，其衣领边缘比较接近于前胸的中部，几乎盖住了整个右臂部，又因左胸前的袈裟衣领缘垂直搭下，使得整个袈裟的面貌接近于双领下垂，这种形式在云冈石窟2期造像中有相似的例子，已经是半偏袒袈裟的晚期形式。河西地区北凉石塔上佛像的半偏袒袈裟，其时代先后排列的顺序趋势，正是右肩偏袒裸露部分被袈裟掩盖渐多的趋势，也是左胸部袈裟边缘逐渐垂直的趋势。这说明了接近于双领下垂式的半偏袒袈裟的时代较晚，旁证了库木图喇的这尊塑像的上述断代。

8.库GK20窟塑像身上的彩绘和窟中同时代共存的壁画，其色调大体偏暖，应属于龟兹石窟偏晚的时代风貌，也旁证了上述对塑像时代的推断。

同时，新疆其他地区自身的历史背景中，也没有文献资料说明产生这种半偏袒袈裟特殊的人文因素。

如果说新疆其他地区的自然因素，如多有天气寒冷或温差大的情况，造成偏袒袈裟向半偏袒袈裟过渡的话，那么中亚其他地区甚至内地的北方和山区都有这种可能，新疆地区并非有这种独特的因素。况且这种较极端的而不是中和平稳的气候中，最有可能流行的袈裟形式应是通肩袈裟和偏袒袈裟这两种较极端的、较差别大的袈裟（中和平稳的气候中，才有可能流行中和的、折中样式的半偏袒袈裟）。

所以，新疆其他地区，包括古龟兹地区的克孜尔等石窟中，没有特殊的证据说明其自身会较早出现半偏袒袈裟。

至少，在未发现确凿较早的新材料之前可以说，新疆其他地区如古龟兹地区等，不是古高昌石窟的这种半偏袒袈裟的来源地。

那么，兴盛、成熟、形成规模的向外传播之地，必在吐鲁番以东的东方地区，而东方地区的古河西地区、古河州、古秦州地区，确实出现了较多、成规模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且其出现时期均在5世纪上半叶。

四、河西北凉佛教遗物中出现了较早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

在河西地区石窟中，无确凿证据举出北凉时期的半偏袒袈裟形象。

但河西地区出土的几座确凿证据的北凉石塔中，出现了较多的半偏袒袈裟的佛像，这至少说明半偏袒袈裟在北凉时的河西地区曾流行（图8）（图9）。目前，凡是其上刻有半偏袒袈裟佛像的河西北凉石塔，其时代均在433—439年之间，故，吐峪沟44窟半偏袒袈裟，受到河西北凉时期433—439年这段时间半偏袒袈裟的影响是可能的。

况且，在吐鲁番也发现2座北凉石塔，也存在半偏袒袈裟的佛像（图10）。此石塔为河西北凉政权迁往高昌以后，安周统治高昌时期（442—460年）的北凉石塔，是受河西北凉石塔影响的同一系列品种，因此，相应地证明，吐峪沟44窟半偏袒袈裟形象，受到河西北凉时期半偏袒袈裟形象的影响是更可能的了。

但河西北凉时期半偏袒袈裟又是受到什么地方的影响呢？河西地区的北凉佛教，也难说有自身产生半偏袒袈裟这种独特造型形式的可能，也没有相应的文献与之对应，因此，如上文所述，无证据表明半偏袒袈裟是来自西方的影响，就只能从东方来寻找其源泉了。

五、河州炳灵寺石窟西秦佛像中出现了更早的半偏袒袈裟形象

河西以东的古河州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存在许多十六国西秦时代的塑像和壁画，这些塑像组合中的主尊佛，以及壁画中的主尊佛，多有半偏袒袈裟的形象^[9]。

这些西秦半偏袒袈裟佛像中的代表，为有明确纪年建造于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的第169窟第6龛的塑像主尊（图11），要比北凉石塔上的半偏袒袈裟佛的年代（433年出现）要早。

因此，古河西地区所出现的半偏袒袈裟的形象，有可能经由古河州地区传来。

但古河州地区的西秦也不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也无证据表明自身创造了半偏袒袈裟形式。

西秦169窟中，第6龛的供养僧人，大禅师昙摩毗的画像也还是穿着偏袒袈裟，说明半偏袒袈裟似与胡僧有距离，与西方地区关系并不密切。也说明此种袈裟穿着形式更不是昙摩毗所创，否则，其画像当是有纪念意义的着半偏袒袈裟的形象。

因此炳灵寺西秦时期半偏袒袈裟的来源，就应当向古河州以东的地区探索了。而古河州以东地区便是古秦州地区，这里有麦积山石窟。

六、麦积山石窟后秦大龛中有可能较早出现了半偏袒袈裟

学术界已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程度的麦积山早期洞窟为后秦时期所开凿洞窟的共识，本书前文也进一步研究表明：麦积山石窟现存早期大龛开凿于十六国后秦时代，大约在412年开始开凿，现存大龛内的主要造像为北魏重塑式重修。

此麦积山后秦大龛中，重修的主尊三世佛塑像均为半偏袒袈裟的样式。（图12）

佛像坐在凹字形高坛基上，三佛基本同样大小，肉髻波纹，半偏袒袈裟边缘在胸、肩处除少许简单的折叠装饰纹外，多呈纵向长条状装饰纹。这种组合连同具体的袈裟形式，以及这种坛基所构成的佛教坛场统一体，在北魏石窟中，甚至北魏单体造像中罕见，故可能不是从北魏某地具体学来的。那么就有北魏人在重修时继承后秦时麦积山石窟原创作品形式的可能。

北魏时重修塑像的供养人，在供养时请工匠按照北魏时尚塑造，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他们是在原窟形中，对灭法中被毁的塑像等内容进行重建，必然会想到恢复和模仿不久以前在灭法中被破坏的原作的形式，因此，重修时继承后秦半偏袒袈裟这一原创的主要风格是最为可能的。

加之，炳灵寺石窟西秦窟龛与麦积山后秦大龛基本上在同一时间开凿，距离也较近，炳灵寺石窟西秦窟龛已出现了半偏袒袈裟，所以，半偏袒袈裟出现在麦积山石窟后秦大龛中是很可能的。具体地看：

麦积、炳灵十六国石窟中，从其反映的无量寿佛和三世佛等佛教内容上看，都受到长安佛教文化的较大影响，这在学术界已基本认同^[10]，可以说，虽然它们与后秦首都长安在路程上有一定的距离，但作为后秦的国土或老家根据地上的麦积山石窟，作为曾是后秦属国（西秦）中的炳灵寺石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是长安佛教文化的共同产物，在题材和艺术形式上多具有相同点，是应该共同都有半偏袒袈裟形式的。

那么，半偏袒袈裟形式在别处还未见或在河西地区出现的时代晚，而在关陇地区的后秦、西秦地区较早出现，且在塑像主尊和壁画的主尊（13图）上表现，而尚未发现在千佛中表现（即使以后发现，也是少数或次要的部分），说明，这种形式是一种强势新生事物，作为主流文化而首先推出。这种主流新生事物可能来自于当时佛教文化的中心，即后秦的首都长安地区的佛教文化，即，长安地区佛教文化有某种强势主流思想意识影响了此种袈裟的繁荣和推广。而从种种历史迹象看，十六国后秦长安佛教文化，应该可以说是半偏袒袈裟这种袈裟样式繁荣推广的沃土。

七、长安佛教有条件较早产生半偏袒袈裟佛装

后秦的长安佛教，是当时北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佛教中心。这种情况是后秦广泛吸收各方面佛教领袖及其所弘传的佛教文化的结果。当时，中国东土佛教界最大的两个领袖是西北后秦长安的鸠摩罗什法师和东南的东晋庐山慧远法师。除鸠摩罗什在长安弘法外，姚兴还特别感兴趣于来自东晋慧远的思想甚至行为，并与慧远有多方的联系和给以很着重的关注^[11]，以致鸠摩罗什所极力推崇的“空”观思想，只是装点了后秦佛教传译经论的门面，而慧远的思想和行为，如因果报应，神不灭论，崇拜无量寿佛，在庐山上修佛龛^[12]，制定僧尼的行为规范的“远规”^[13]却使姚兴在理论和实践中处处依照，如写了《通三世论》《通圣人放大光明》^[14]，以及在实践中，如本书前文已论，还在麦积崖上兴造了以三世佛为主尊的大龛和无量寿接引佛摩崖大立像，在秦地实行“远规”^[15]。这是因为慧远的思想更接近于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政治。

因此，姚兴认同慧远的主张是基于中国国情的需要。

而从国情出发，姚兴一定注意到了东晋地区有关“沙门袒服的争论”。

所谓袒服，便是偏袒袈裟，一般指袒露右肩的袈裟着装方式。东晋有人从正统文化出发，对沙门袒服提出质疑^[16]，主要认为蔑弃俗礼，不符合中国名教，有不敬自恣之嫌，或有碍风化，或有世俗的凶丧意义。慧远从维护佛教正统出发，为袒服辩护，认为袒服正是“敬”，正是“顺”的表现，且认为僧人乃反俗而动，不趋吉避凶，其袒服正是其舍身修德的表现，正是佛教特殊的“礼”。

但从文意上看，慧远虽为沙门袒服辩解，却也只是采取守势而已，已经表面形式上是“争”，实质上是向世俗的礼教“妥协”而用世俗的“礼”这一概念，他极力说明袒服同礼教一样，殊途同归，均可为社会正常秩序服务。因此慧远着重说明袒服是佛教服装的“根本”，但并未限制袈裟形式的“变化”，他在文中甚至认为可“专本达变”。

笔者认为，众所周知，因通肩袈裟早已与袒服并行，成为公认的佛装了，彗远不可能只认为袒服是唯一的佛装，他只是说明佛教袒服是合理的，是根本。这同时也启示，慧远在世时，袈裟的样式可能已经有所“多样化”了。在慧远看来，在袒服的这个根本上的“变化”是合理的，只要认识到袈裟深层次的袒右根本就可以，而事实上，无论是半偏袒、双领下垂、通肩袈裟都是从右边开合，都有深层次的袒右属性。因此从彗远“专本达变”一语看，半偏袒袈裟在东晋的产生是可能的。

总之，应该可以想象到，当时东晋佛教袈裟领域，在保留着偏袒这一根本中，向着“不袒肩”的方向变化着。袈裟的变化是当时社会的要求，对“袒服”的非议应是这种要求的反映。从历史文物上的情况看也符合这种情况，因为在慧远以后，南朝的袈裟形式普遍发生了变化，到齐永明元年（483年），已成了标准的双领下垂的汉式袈裟了^[17]。而在这之前的东晋、宋、齐，应该有一段几十年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便是半偏袒袈裟阶段，但表现在现存造像上，主要应在了关陇^[18]。

因此我们可以应有这种认识，在5世纪初的东晋慧远的那个时期，汉式袈裟已开始萌芽，佛教受玄学和儒家名教的影响在所难免。从玄学和儒家的角度上看，通肩袈裟还勉强可以接受，并且还可以变通，向着汉式双领下垂式袈裟过度，但袒服却是特有的异端。玄学家可以袒胸露怀，但一般在服装形式上不设计成“露肩式”，儒学家就更稍严谨了。因此，对袒服的攻击应集中在对其露肩膀的不满上了。慧远出身本儒生，他曾在庐山热心讲授儒家的《丧服经》的礼教制度，后来受业的雷次宗还为皇太子讲授过此书。同时，慧远也还在庐山讲授过儒家的《诗经》。因而，具有儒家情结的慧远，其周围吸引了一批文人学者、名流儒生，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继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因此当时的佛教受儒学的影响是必然的，彗远也必然会调和佛教和儒教在服饰制度方面的矛盾。所以慧远在他对袒服的讨论文章中并没有坚持袈裟要露右肩，只是论述（右）袒服使得右手对于做事是“顺”的、是“正”的、是敬的^[19]，因此（右）袒服是“顺”的、是“正 ”的、是敬的，乃袈裟之根本。因此，在不妨碍右手做事的情况下，“不露肩”的袈裟也应是合理的，故，当时的佛教界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袒服向社会习俗妥协的形式，即肩膀不露，但袈裟右肩衣襟可下裹至右臂肘下，然后仍然在胸前呈斜披上左肩的形式。这种形式，既保留了偏袒袈裟的某种形式，给予了右手自由劳作的“顺”“正”的意思，又部分地或绝大部分地用袈裟一角覆盖了右肩膀。这种袈裟的右手臂可自由地上下左右在身体的前侧露出，基本符合慧远所谓袒服“右顺”的目的，故可称之为半偏袒袈裟。

如此，既照顾到偏袒袈裟之“右顺敬”根本，又照顾到礼教世俗服制，且可起到一定的保暖的作用，半偏袒袈裟在东晋当时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下，在东晋温差不是很大的温带气候条件下的产生是很有可能的（在稍热、稍冷、温差比较大的气候条件下，人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偏袒和通肩袈裟的形式。当然，东晋半偏袒袈裟的产生也不排除受到中亚地区也许早就出现的，右手于通肩袈裟领口伸出形象的影响，因为只需将这种形式中右手臂向前下方伸出，压于袈裟边缘之上就是半偏袒袈裟，就符合右顺，又便于劳作的半偏袒袈裟标准了）。

一直关注东晋佛教的后秦佛教界中的皇帝信徒姚兴，当会受到东晋“沙门袒服之争”中慧远思想的影响，也会从中了解到东晋佛教服饰的新潮，进而效法，甚至会以皇帝之尊迅速地在长安佛教界推行半偏袒袈裟这种形式。事实上，与后秦长安佛教和古秦州佛教有紧密关系的西秦炳灵寺石窟中，出现了这种典型的半偏袒袈裟的造型就是对上述推断的明确证明。

因此，虽未能举出东晋的这种半偏袒袈裟样式在文物上的遗存例证，但至少长安佛教界影响的河州炳灵寺石窟甚至秦州麦积山石窟，有了这种袒服向世俗礼制妥协的“折中样式”，这应该说是受到了东晋地区有关“袒服之争”及其相应的袈裟服饰改革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加之，由于有皇帝的亲自参与，后秦长安佛教很可能是这种半偏袒袈裟从意识和实践方面更有力的推广和繁荣之处。

学术界一般认为，标准的双领下垂式褒衣博带袈裟是东土文化的产物，同样，可以考虑，与之紧密联系的半偏袒袈裟也应是东土文化的产物，其思想根源从代表中华文化正统的东晋地区出发，并在实践上主要影响到了关陇地区。

八、关陇石窟的麦积炳灵半偏袒袈裟西渐高昌

从汉朝曾在此地设戊己校尉以及以后不断曾隶属于东方政权的情况看，从吐鲁番地区曾出土后秦白雀元年文书的情况看，古高昌与河西与后秦的联系应是畅通的，在佛教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是可能的。

从东晋世俗礼教界与佛教界在5世纪初“沙门袒服之争”的历史事实，和炳灵、麦积石窟出现早期半偏袒袈裟的现象（420年及其之前，有可能早到麦积山石窟大规模开凿的412年），以及河西北凉石塔上的半偏袒袈裟佛的出现的时间在433年，并进一步影响到古高昌吐峪沟44窟的情况看，可勾勒出半偏袒袈裟在5世纪时，在中西文化矛盾冲突中的产生，以及向西传播的思想源流和现存文物方面的“西渐”轨迹：

即由东晋到长安，到麦积、炳灵，到河西北凉石塔，到新疆吐鲁番北凉石塔、吐峪沟44窟，然后再进一步向西传播。

目前看，5—6世纪已初步传播到今库木图喇的古龟兹地区了。历史上，安周北凉残部在5世纪中叶以后的继续西遁所到达地区，有可能也带去半偏袒袈裟的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和证明。

在炳灵寺石窟中，其西秦半偏袒袈裟是在塑像主尊和壁画的主尊中出现，未发现在千佛中出现，而土峪沟44窟壁画中，主尊、千佛、供养人中均出现了半偏袒袈裟的形象，说明了半偏袒袈裟的表现，有一个从开始的主要的领域，渐变到后来多领域的普遍化过程，也说明吐峪沟44窟中的半偏袒袈裟的出现是受别处影响来的，否则不会一下子出现在较多领域。

上述这种传播是半偏袒袈裟早期的西渐。

半偏袒袈裟后期的西渐在以后的世纪中继续存在，这种西渐不断地从中国东方开始进行，并将中原新风格带去西域，以至在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和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等均出现了后期半偏袒袈裟的形式，并且有许多壁画中出现了新型的具有唐代吴道子线描形式的半偏袒袈裟。

同样，东土北方地区从北魏开始，也继承了后秦、西秦、北凉时期就在麦积、炳灵和凉州出现的半偏袒袈裟，并且不断创新，在右肩搭一角这一特点上，还出现了在已经穿着了衣物的右肩上也还象征性地又斜搭了袈裟一角的形式^[20]。到了隋唐，半偏袒袈裟形式显得更加自然写实，并影响以后各代。

总之，5世纪上叶的关陇佛教，仅从现存半偏袒袈裟这个角度上看，就已经可以说是影响深远了。而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石窟44窟可以说是5世纪关陇佛教文化，在半偏袒袈裟文化因素方面早期西渐的一个重要衔接处，一个较集中的体现处。

九、从半偏袒袈裟角度看吐峪沟44窟开凿时代

从以上所述半偏袒袈裟从东晋、关陇及河西“西渐”的情况看，半偏袒袈裟在高昌地区吐峪沟44窟的出现，是一种对东土佛教文化吸收或认同的结果。

规模稍大的石窟，往往是统治阶级或贵族或高级僧侣所首先开创的。历史上，北凉统治阶级上层曾在河西地区提倡兴建石窟^[21]，并对中土文化认同而传播半偏袒袈裟^[22]，后来北凉政权因北魏的压迫而败离河西，举国西迁并带去僧人和工匠到高昌（442—460年），可以为上述这种对东土佛教文化吸收或认同的情况作一注脚，即北凉政权的西迁有可能开始带去了这种结果而体现在吐峪沟44窟中。当然，在这之前的高昌郡时期，高昌也有可能受到河西半偏袒袈裟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体现在吐峪沟44窟中。这样就可以从半偏袒袈裟的角度推测吐峪沟44窟开凿的上限大略在（北凉石塔出现半偏袒袈裟佛像的）433年。

那么其下限从半偏袒袈裟的角度也可作出相应的推论。吐峪沟44窟中的半偏袒袈裟，其共存的其他袈裟都没有出现双领下垂式袈裟，故窟中袈裟的总体风格是处在稍“古朴”的半偏袒袈裟阶段，还没晚到双领下垂式袈裟由东土西渐到新疆这个阶段，所以此窟开凿时代的下限当在新疆开始出现双领下垂式袈裟之前。而双领下垂式袈裟首先在东土出现于5世纪下叶，考虑到向西传播的过程，吐峪沟44窟开凿时代的下限可放在双领下垂式袈裟已开始基本普遍存在于东土的5世纪末。

所以吐峪沟44窟从半偏袒袈裟所看的时代，在433年至5世纪末这个阶段中。这与此前某些学者曾综合地对此窟的断代也大致相合^[23]，也说明此窟处于半偏袒袈裟阶段判断的正确性，半偏袒袈裟的断代意义是明显的。

所以，有理由相信，5世纪中下叶时，以古高昌为起点，半偏袒袈裟在西域的继续西渐拉开了序幕。库木图喇GK20窟中的半偏袒袈裟坐佛塑像，应是吐峪沟44窟之后半偏袒袈裟形式继续西渐的遗存。

由于吐峪沟44窟的开凿时代不太晚，基本早于6世纪，故有可能对东边的莫高窟早期洞窟在北魏迁洛前后的重修和开凿产生影响，尤其可能对莫高窟北魏迁洛以后不久（494—528年）开凿的275窟^[24]中本生壁画应有所影响。从两者的艺术风格上看似也符合这种推测。莫高窟275窟本生壁画体现了稍晚的较娴熟一类的风格，吐峪沟44窟的本生壁画体现了稍早的更具有龟兹风格的紧劲连绵而朴实凝练的描绘。在构图上，吐峪沟44窟的本生壁画也显得是开创阶段的，有较多龟兹风的朴茂、紧结风格，莫高窟275窟本生壁画也显得是继承阶段的，少了些龟兹风的，乃自由、宽博一些的风格。

随着地缘和政治的链接，也显示出文化传播的链接。5世纪东土佛教文化与高昌石窟中的吐峪沟44窟在半偏袒袈裟这一现象中的联系，显示出东土佛教文化在此阶段西渐的轨迹。

东晋的沙门袒服之争是半偏袒袈裟产生于东土的理论基础，麦积、炳灵石窟中的半偏袒袈裟遗物是我们西渐结论的现实文物依据，是枢纽和关键所在。而吐峪沟44窟内袈裟的其他具体方面的东方因素也还有，在前人对此窟汉风壁画因素研究^[25]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在半偏袒袈裟西渐这一现象的启示中更加地指出。

本文认为，半偏袒袈裟作为佛教文化中国化的一个表现，作为汉式袈裟过渡阶段的一个方面，既可照顾到佛教重要特征的偏袒袈裟的特点，又能照顾到中国的国情，所以一直兴盛到现在。

而无独有偶，北魏时出现的“偏衫”^[26]同样也是这种照顾到中国国情要求的进一步反映。

同时，北魏的一些半偏袒袈裟佛像的右肩处，一般应较绷紧的袈裟边缘中，作出一特意设计的向下圆状凸出，其加强覆盖肩膀的意图十分明显^[27]（图14）。

故，照顾中国国情风俗“不露肩”的要求，而产生半偏袒袈裟的推断，似更肯定。因此，结合佛教的东传和西渐，半偏袒袈裟应该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是我们应着重注意的对象。

以往一般认为大约7—8世纪，东土佛教文化对西域石窟艺术产生了大的影响，如存在着许多汉风绘画，且分布在高昌和龟兹等较大的地区，但在谈到5—6世纪时的此种汉风影响到高昌时，没再谈到此阶段汉风由高昌继续向西的影响，而且，在汉风艺术的论述中，未曾刊布半偏袒袈裟这一重要的因素^[28]。

笔者认为，半偏袒袈裟也应是一种汉风的体现，是汉文化对佛教文化改造或相互尊重、相互适应的体现，且是在佛教文化较为核心的服饰文化部分的取向，就更具有直接性和深刻性。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东土佛教文化在5世纪中下叶这个阶段中，就已经开始对西域石窟艺术产生较深刻的影响了，只不过是初步的，早期的。

早期的东方佛教文化对西部石窟艺术的影响，不是只到河西走廊地区或微弱地到高昌地区就结束了，目前看，5世纪中下叶时，已初步且较深刻地影响到了新疆东部的古高昌地区，5世纪下半叶至6世纪，甚至影响到了新疆古龟兹的部分地区了，对其他新疆地区的早期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

以上的推论，基于半偏袒袈裟形象，未在国外或新疆西部发现更早实物，于是乃产生于中国东土的认识。而，即使今后发现或确认西域和印度及新疆西部其他地区存在更早期半偏袒袈裟形象而推测影响了中国佛教艺术，但，从吐鲁番以东现存有关半偏袒袈裟文物遗存的时间、类型和组合的情况看（见上文多处提示），关陇地区也更倾向于是接受半偏袒袈裟的早期繁荣、推广之地，故，吐峪沟44窟的半偏袒袈裟形式，仍然应该存在来自东土的传播因素。

东土传播因素，现存文物证据的关键是十六国时期的关陇石窟，而当时关陇石窟的最大规模者是后秦开凿的麦积山石窟，正是由于麦积山石窟较早在后秦长安佛教时期开窟造像这一历史事实的确认，使得半偏袒袈裟从长安的西渐纽带得以加强。而西渐事实的确认也进一步绑定麦积山后秦开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