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3日晚上，乘着夜色抵达九龙县。晚饭过后，王长生就一直动员我去他所在的乡上，和我一起探究木雅和西夏的关系。王长生是个九龙民间学者，对土著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当他得知我所探寻的木雅和西夏的关系时，显得更兴奋。他对木雅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和了解，而且，他总觉得木雅文化和西夏是有着神秘关联的。但他一再申明和西夏有关的木雅不是现在、以前的那些学者论断的康定北部地区和道孚、雅江交界的地方，他坚持认为真正的木雅核心地区恰恰是九龙和康定交界的地区，那里的人自己一直称呼自己“木雅娃”，而且，他说我沿途考察、拍摄的那些古碉，显然是具有高超的北方夯筑艺术和南方的石碉技术完整结合的产物。

在木雅地区，一般认为汤古是木雅的南端了，这里也是九龙的北大门，穿过汤古，就进入九龙县了。王长生坚持认为九龙县的大部分地区也是木雅的。为了探究木雅最南端，晚上，我和王长生连夜找车，进入他的家所在地呷尔镇。

九龙县地处四川省西部、蜀山之王贡嘎山西南横断山脉中，是藏、汉、彝三个民族聚居区的接合部，著名的川、滇、藏茶马古道也从这里经过是我考察西夏过程中与之有关联的木雅王朝的最南端，也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具有羌族色彩的碉楼分布的最南端地区。这里给人的最直观感觉是海拔落差大，从最高海拔6010米到最低海拔1440米，不仅给人感官上的巨大落差，也能在复杂的气候带和垂直的植被带、多种类的动物圈里“读”到一些传奇的东西。

从旅游的角度看，这里是一片至今仍保持完好原生态的处女地，像一位深锁重山的村姑，遗世独立，集大美于一身，不染尘俗，被约瑟夫·洛克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1929年，美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从云南丽江沿康东茶马古道进入九龙贡嘎山一带考察，并将此次探险经历和图片发表于1930年2月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洛克在文章中描述九龙的“猛董（地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确实，造物主偏爱九龙，赋予九龙丰富的地貌资源：落差达4000多米的雅砻江大峡谷，万年雪山梅地贡嘎，胜似“西天瑶池”的伍须海、七色海、长海等高山湖泊、瀑布，花原绿野牛羊成群的日鲁库草甸，以及原始森林王国瓦灰山……对于我来说，吸引我走进这里的，是在这里生活的古老神秘的木雅人。

2004年12月16日，西部新闻网转载了《羊城晚报》曾经刊登的一篇名为《川西九龙遗世独立令人动容》的文章：“700多年前，西夏王朝灭亡后，部分西夏遗民——党项羌人逃进横断山脉，他们的后裔很可能就是现今生活在汤古乡一带的‘木雅人’，他们所操的‘木雅语’似西夏语，其传统婚俗、服饰和歌舞都很独特和古典。”“木雅文化”正日益被世人关注。现今在雅砻江峡谷子耳乡，仍生活着另一支古老神秘的民族——“西番人”。

1920年，约瑟夫·洛克以美国的《全国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8年，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科学考察和探险寻访活动，其中，到了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而木里就和九龙相连，一个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当西夏人到这里后，或许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地方性王朝，当蒙古人的铁骑来时，一番厮杀后，败北的西夏人进入木里地区，并接着南下，进入到今天的泸沽湖一带——和木里相邻的一个神秘所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国人巴卜尔、屋尔芬敦和美国人保尔斯曾相继在四川木雅地区作过调查，提出这里居住的是蒙古征讨西夏时，南徙川、康地区的西夏党项遗民。木雅藏族是“西夏遗民”的观点，也引起了国内西夏学研究的关注。那么，他们在这么大的木雅地区里，考察的重点地区是哪里？西夏遗民建立的政权核心地区又在哪里？

1944年，四川大学的邓少琴先生曾两度深入木雅地区调查，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他认为木雅人非当地原始居民，而是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王族逃亡到这里，他们建立的新邦称作“西吴甲布尔”（西夏王）的后裔。这部分人于明代“洪武后授为明正土司，至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嗣斩而绝，传世几五百载”。四川大学吴天墀教授（2004年9月中旬我专门赶赴成都，想专门拜访先生，没想到先生一个月前刚刚去世，在此向先生所从事的西夏研究致以最崇敬的敬意，向他的家人为我在成都采访提供的方便致谢）在他1982年版的《西夏史稿》中对此问题作过如下的阐述：

云南西北部的木雅地区，1920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摄影师在这里发现的传说中的神秘黄金王国“木里”，后来被吴天墀等历史学家证实，是西夏后裔在这里建立的西吴尔王朝的影响范围。

当蒙古铁骑进侵西夏，大肆蹂躏的时候，西夏居民有的向境外逃走……另一支大约是从事畜牧业，带有林野精神的以党项人为主的民族，他们向着辽阔祖国的南方冒险长征，经过数千里跋涉，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方（即今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乾宁以南，九龙县以北的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至今在本地的藏族居民中留下传说。他们把这个小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实际也就是‘西夏王’的称号。这一批从战火中逃奔出来的西夏群众，他们选择的路线，据我们推测，最可能的一条是南渡洮河，横越松潘草原，沿金川河谷南下，经丹巴、乾宁到达木雅的。因为这一条路线，沿途有着丰美的水草，对大队人马的旅行不致成为问题。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下进攻大理，蒙古骑兵便是渡洗河，分作3路，通过四川省西北部草原地带向南推进，最后会师云南省。其所穿越过的吐蕃境域可能就留有西夏流亡者的足迹。这个事实证明了大队人马在这一地区的通行完全是可能的。因此木雅地区迄今留存着的西吴（夏）王时代的遗迹和故俗，是特别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西吴（夏）王的子孙凭借这个边裔小政权，默默无闻地与蒙元王朝平行地存在一个世纪之后，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有阿旺甲布参（或译昂旺加村，《四川通志·武备·土司》作阿克旺加尔参）曾参加助讨明玉珍，立有战功，公元1408年（明成祖永乐六年）被授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因绝嗣才停止世袭。

这个古代边裔小政权的出现，正如辽亡后耶律大石远奔到中亚细亚所缔造的西辽国家一样。木雅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时间比西辽几乎长达6倍。

《西夏史稿》对邓少琴先生提出的关于木雅西吴甲布尔，即南来建立新邦的西夏王一说，从种族、语言、地名等方面作了注释与补充，同时指出，假如我们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经历470余年才绝嗣的明正土司，就无疑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但是，假如我们给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情形也就自然完全两样了。当然，也有人提出，木雅和建立西夏的党项民族的关系不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木雅人是西夏后裔，而是西夏由木雅人北上建立的。2006年10月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一篇由路夫写的《康定，繁华的幽僻山谷》文章里，就这样写道：“在吐蕃势力的压迫下，（木雅）中的一部分曾经北迁，其中的党项部成为西夏国奠基者。木雅血脉不断，曾建国于今康定贡嘎山一带，史称西吴国，后来传承国体的明正土司迁到康定，成为康区四大土司之一。”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教授和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教授等曾深入木雅地区调查。这是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深入这里从语言上进行调查，作为一个最容易消失和变迁的文化现象，语言没能给李范文教授的调查提供理想的佐证，他的调查报告《西夏遗民调查记》，称“发现了西夏灭亡后南徙的木雅人”，“他们是西夏灭亡后南徙康定的西夏遗民”云云。但他申明了这次调查“主要精力放在语言调查上，而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角度去调查做得很不够，深感遗憾”，为这种结论没提供足够令人信服的例据。白滨教授为此指出：“其实该《调查记》不过是在前人结论的基础上，对木雅地区历史名称、现有地名、民族及风俗习惯的史料阐述和客观介绍。据悉，近几年来，西南民族学院陈宗祥教授、北京图书馆黄振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聂鸿音教授都注意于对木雅地区居民和民族的研究。如聂鸿音教授已发表了《勒尼——一种未知的古代藏缅语》，黄振华教授的《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等文章，对木雅地区居民和民族与西夏先民和后裔的关系研究将会有新的进展。”

后来，中国的一些学者又进一步深入木雅地区进行专门的调查和研究，对“西夏遗民”一说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他们认为，木雅是西夏灭亡后，由一部分西夏王族南下建立的新邦，木雅藏族就是这部分西夏人的后裔。其依据主要有：（1）木雅王称“西吴甲尔布”，也就是西夏王。因为“夏”和“吴”在汉语中的古音相同，皆发“虎”音；“甲尔布”在藏语里是“王”的意思。（2）木雅为藏名，原指西夏都城兴庆府地，是西夏人南下后把这一名称带到康区。（3）木雅藏族的文化，如八角碉、住房、语言、服饰等，都与西夏人具有密切的联系。

显然，这些观点存在着典型的中国式学问的通病——以讹传讹地在古旧堆里寻找着历史的依据，而忽略去民众中间，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寻求历史的真相。以李范文先生的考察为例。2005年11月18日，我到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的杨嘉铭教授家里，专门就李范文先生所谓深入木雅地区的考察结果，向杨先生求教。杨嘉铭教授的老家就是康定县的沙德乡拉哈村，隔着海拔5332米的拉哈山，山的西边就是四川的雅江县。按照学术界所说的木雅地区，拉哈一代应该是木雅核心地区了。杨教授说：“我的老家是那里，但我出生在康定，小时候就出来上学，那些话我也听不懂。李范文去那里考察后写的《西夏遗民考》我看过，觉得那里面有很多问题，便去老家考证，才发现李范文的发现是有很多问题的，而且和历史有很大出入。比如，噶举派中有个著名的建桥大师，也是藏戏的创始人叫唐东杰布（音），建了很多的桥。杰布在藏语里就是王的意思，是很受人尊重的，李范文说这是个国王，他把一个建桥师一下子就变成了国王，这是他不懂藏语也不懂木雅语，他还把木雅语当成了藏语去考察，这是个前提性的错误。20世纪80年代，我听人说沙德出土了一个鸣钟，上面有西夏文，我很兴奋，到那里去找，没找到那个钟去了哪里。即便是王静如、邓少琴等人的观点，我认为也有问题，他们说的党项中的党，藏语里也有这个发音的，是对北方人的称呼，和拓跋氏没关系。木雅地区的人，有人说是西夏人从甘肃、四川的阿坝地区来到这里，也有人说木雅人北上建立了西夏王朝，这些历史事实没人认真做，只在纸上找答案，而你做的这些工作就是在还原历史。一个最大的难关是语言问题，没有确定西夏语言是怎样的，它和木雅语言之间的关系不确定，就不好下结论。”杨先生在1987年就带学生去沙德一带考察过木雅语和藏语的关系，发现两者的区别很大。比如“明天”，藏语发song ni，木雅发音为sa si（sa发三声）；“今天”，藏语发音为da re，木雅语为sa si（sa发一声）。

其实，“木雅”既是个藏语音译概念和地域概念，又是一个族群名称。作为地域概念它是指木雅人生活的地区。这一地域大致是指康定以西、雅江以东、道孚以南、九龙以北、丹巴西南这一片地区。但是由于这些年来仅康定与九龙二县交界地带的沙德和营官地区，木雅文化保留得较为完整，因而，这一带被王长生这样的土著学者和研究西夏者都指为“木雅”的核心地区。而杨嘉铭教授的考察发现，木雅语分布的范围恰好是大渡河、雅砻江甚至岷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刚好是西夏人逃亡的藏彝走廊。他认为，我所选定的折多山以西，从彭布西到沙德再到九龙的汤古乡一带，就是木雅话的核心地区。他补充说：“木雅的地方其实很大，说木雅话的人很多，雅江县基本上有半个县在讲木雅话，这是雅砻江流经的地区，道孚和扎坝，甚至八美（康定县的一个乡，作者注）也基本上说木雅话。而原来属于木雅地区的丹巴、九龙、康定地区，由于明代土司提倡说官话——康定话，而使这一地区的木雅话逐渐萎缩。”就生活中一些细节区别，杨嘉铭说：“20世纪80年代我去考察时，老乡拿出他们的旧衣服，其中就有毛织的百褶裙，那些帽子也是其他藏区没有的奇特的帽子，他们仍保留着披羊皮褂的习俗，但这和川北的羌族人毛在外、皮在内的羊皮短褂不同。那时，他们照明还用松明子点燃后采光。在生活细节中，他们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是他们的奶酪，形式上倒很像北方内地的麻花，这在其他藏区是没有的。他们在日常生活器皿中，使用的多是木制品，诸如背水用的桶、舀水用的瓢等，也和其他藏区不一样，有些从北方地区带来的感觉。服饰上，他们的衣服看起来都很古老。”通过杨嘉铭先生的介绍，以及我后来的考察，还发现，在木雅地区，妇女一度保持着留刘海儿的发式，如今，在木雅地区最南端的四川稻城、木里一带还有这种习俗，而康定的木雅人由于土司时期大规模的藏化，而使这一地区的木雅妇女不再留刘海儿发式。另外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木雅人在杀动物时，采用的是明显的北方草原上的不放血的方式，杀死动物后，放在麦草上烧，边烧边刮毛，这和北方草原上的习俗一致，而明显区别于藏区的。

在宗教上，藏传佛教虽然已成为木雅藏族的主流信仰，但木雅人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也保留着党项人古老的白石崇拜之习。只要走进木雅地区的村寨，便可看见每户人家的房顶四角都还堆放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白石头。在服饰上，如今，木雅人的衣着也是典型的藏族服装，如被称之为“藏靴”的弯尖软底皮鞋、长袖系腰带的长袍等。但木雅妇女另有将长辫盘于头上，用一块黑布或蓝布叠成瓦形盖在头顶，然后将辫子在头上绕上几圈，将其固定在头顶的习俗。而木雅藏族男子则喜欢用红头绳将长辫盘于头上，腰间横别一把长刀，显得英武异常。

在住所建筑方面，木雅人擅长垒石建筑，房高数丈，一般三层，底层养畜，楼上堆物住人；康北藏区十分典型的木结构“崩空”房在木雅地区几乎没有。在生产方面，木雅人以农业为主，而兼有畜牧业。从汉文史籍《新唐书》《旧唐书》中关于“党项地陷吐蕃，民为其役属”，以及被吐蕃更号为“弭药”等记载来看，“木雅”就是当地人，是唐时未能北迁内附的党项人，而非由西夏灭亡后南下的流亡一族。学术界一部分人一直认为，木雅是西夏亡国后，流亡到这里的西夏人把木雅这个称呼带到这里，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常识的。因为早在唐代，木雅的一个近音“弭药”就已出现，而且专指这一带生活的早期羌族人，并不是专指党项人，因为唐代历史文献和当地的史志记载中，党项羌人目前出现的最南端地区是四川岷江流域的茂县地区，我在前面已经有所描述。虽然，后来西夏人被藏族人称为“木雅”，但是，木雅作为一个族群名称，它首先指的是留居当地而被吐蕃统治的羌族人。因而，如果仅以西夏人曾自称“木雅”或被藏族人称为“木雅”，而推定康区“木雅”来自于西夏“木雅”是欠熟虑的。这一点，我曾将这个发现和论断讲述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的西夏学研究学者史金波先生，史先生对我的观点给予了肯定。

木雅人与西夏人虽然在语言、服饰、住房等许多文化因素上有着深厚的关系，但这些联系是由于他们同出于古老的党项族，二者间存在着同源异流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这种由于同源异流关系所导致文化上的共性，作为理解或说明木雅与西夏之间存在着承继关系，显然还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持。

我在走访木雅地区后发现，在当地民间，木雅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坐标所能锁定的位置：一个村庄、一个部落、一个族群，它在当地民众中有上、下木雅之分。当地传说这是由于历史上木雅地方曾有两个木雅王（藏语称“木雅甲尔布”）。其中一个是来自青海的义子甲尔布，一个是本地的西吴甲尔布。这个本民族的传说留给我们这样几个值得重视的信息。（1）藏族人所说的“西吴甲尔布”绝非是西夏王。因为“西吴甲尔布”是“本地”的，而非外来。而外来的是指“来自青海的义子甲尔布”。而且“西吴甲尔布”中的“西吴”一词是个藏语音译，而非汉语之所说的“西夏”。在藏语中“西吴”常常发音为“西吴绒”，也叫“色乌绒”，是康定木雅地区的一个村庄名称。因当地传说中的木雅王居住在“西吴绒”村，因而得名“西吴甲尔布”，与我所考察的西夏王朝中的“西夏王”并不是一回事。（2）现在的木雅人中的确有一支是来自于北方，这一支木雅人可能就是西夏的遗民。逃亡线路显然是从川北进入四川，沿着岷江流域到达汶川县一带后，向西翻过鹧鸪山，进入大渡河流域，在丹巴县一带又翻过大雪山，进入木雅地区。这条线路是最初古羌族人南下的线路，是我国南北民族进行交流的一条重要的民族走廊，许多北方民族都是由这个走廊进入西南地区的。因而，西夏灭亡后，一些西夏人选择这条走廊逃亡是完全可能的，何况这条走廊也曾是他们的故乡，在这条走廊上，还生活着他们的同胞——木雅人。

从木雅乡现存的遗俗，也可看出与西夏人生活具有深厚的关系。出生在彭布西的尼玛告诉我，当地居民认为那里留下的八角碉为西吴王时代的遗物。这种建筑，康北地区并没有出现，而在木雅地区和西夏人南逃的大小金川流域有，密集于立曲（东俄洛河）河谷。八角碉的分布，以“西吴绒”为中心，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比明正土司辖境大。

一场婚礼即将在村里举行，木雅地区的村民们要去参加婚礼。

2005年冬天的这次考察，克服的最大困难是寒冷。令我欣慰的是，在王长生所在的村子里，我完整地目击了村子里一个年轻人的婚礼。这里的婚俗已经逐渐融合进了汉族的婚姻习俗，我无法认定这里的婚俗和西夏人的婚俗的关系。从王长生家所在的呷尔镇考察完后，徒步返回九龙县时，已经错过了赶回康定的车（一天只有一趟，遇上大雪封山就只能停行），只好留滞在这个寒冷而遥远的小县城，它没有展示给我最美的风光，但展示了和西夏隐秘关联的一面。返回康定后，我又选择了丹巴，决定从丹巴绕道去国道318线，从那里试图进入德格。结果，由于大雪封路我失败了。

第四节 九龙，木雅与“西吴甲布尔”探秘

第四节　九龙，木雅与“西吴甲布尔”探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