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佛学院位于玉树州南部，距离州上大概10千米。从青海的安多藏区或四川的康巴藏区进入玉树的路上，隔着一条小小的不知名的河流就能看见它。据说，这儿以前是一个麻风病院。如今，这里是玉树地区乃至周边的西藏、四川毗邻地区噶举派僧人的最高学府。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名誉教授、青海省佛教协会理事丹求达哇在这里担任院长，他7岁开始学习藏文，10岁就在觉拉寺师从意希然杰，著有多部佛学著作，获得了藏传佛教修习的最高学位格西学位。

没想到，我去时是周末，丹求达哇不在学校，但在电话里一听我是为了了解德希热巴前往西夏传教的事情的，他便当即决定乘车来到学院。听完我这些年对西夏的了解尤其是对西夏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渊源，以及噶举派的集大成者德希热巴曾到西夏传教了解的情况后，堪布首先肯定了这个被内地甚至不少藏学研究者忽略的历史事实。丹求达哇堪布告诉我：“本来昨天要决定去西宁，不知什么原因不想动身，今天本来想写点东西，一直静不下心来。刚才接到了学生的电话，说你为了西夏与德希热巴的事情来的，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因为这段历史被藏得太深了。拔绒噶举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德希热巴确实去过西夏，这在我们的文献中确有记载的。”随即，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和几名学生开始查阅我提出的德希热巴究竟是哪一年前往西夏的这个问题。外面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堪布一卷经一卷经、一本书一本书地查阅着，终于查阅到了这段历史记录。

2006年5月初，青海玉树佛学院，为我查找资料的丹求达哇堪布。

1077年，38岁的米拉日巴找到了噶举派的创始人玛尔巴，投奔到噶举派门下，米拉日巴的弟子塔布拉杰，将噶当派的“道次第”和米拉日巴的“大手印”结合，于1121年建立了岗布寺，形成了塔布噶举系统，后分出了“四大八小”的支派，拔绒噶举就是其中一个，其创始人是塔布拉杰的弟子达玛旺秋。因为他在今西藏的昂仁县建立了拔绒寺，拔绒噶举因为这个寺院而出名。西夏亡国后，确是有西夏后裔中的一支逃亡到这里，并修葺了这个寺院。而真正和西夏有关系的则是达玛旺秋的弟子德希热巴。

在一本书里，堪布终于查阅到了德希热巴前往西夏的记载：“公元1198年，德希热巴前往mi nia（音藏族文献对西夏王国的称呼，作者注）传教，当时，mi nia国王打败了蒙古人的国王。1206年，mi nia国王驾崩，德希热巴算出了国王的儿子半年后要即位。他的孩子即位，对德希热巴很尊重，年幼的国王称他为德希热巴，意思是给国王灌经的人，是mi nia国王御赐的上师。”这段记录明确地告诉我，这是拔绒噶举派的僧人进入西夏传教的真实记录。这本整篇藏文的书籍上，明显地出现了“赵纯佑（原字为衣字旁）”的汉字。

德希热巴从西夏回去后，带回了西夏国王赏赐的大量的印章、织锦、法器等，在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境内的觉拉乡一带，发现了一座神山，将它命名为“觉拉山”，并在山里修建了一座寺院。这座坐落在澜沧江边的寺院就是今天的觉拉寺。堪布最后惋惜地说：“德希热巴从西夏带回的大量的东西被收藏在觉拉寺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坏光了，一点都没留下。”

“噶举派分四大八小派，拔绒噶举属于其中的一支，这个派别与囊谦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堪布的这句话，揭示了拔绒噶举派和囊谦国王的关系，它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拔绒噶举派在囊谦境内的地位如何？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前往囊谦。

觉拉寺在行政归属上就属于囊谦县管辖，离玉树州州府所在地180多千米。1913年，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到囊谦（当时四川人把这里叫隆庆），迫使囊谦归四川管辖，囊谦的千百户派遣人到西宁告诉了这个事实。当时的西宁镇守使是马麒，马麒立即向中央电告了这件事，中央政府不知道囊谦就是隆庆，就批准隆庆归四川，囊谦归青海，由川、青两省派人前往划界。双方派人到囊谦时发生了纠纷，以致发生了军事冲突。两年后，才查明“隆庆”就是“囊谦”，让青海方面管辖。现在的囊谦县是1933年设立的，在这之前，玉树一直是部族建制，有玉树25部族之说，当地人是按照户数划分的。所以当地历史上有“先有囊谦后有玉树”之说，其中囊谦因有千户而居于各族首位。我查阅了1937年当地的一个历史资料显示，玉树25族中，觉拉寺并不在其中，但却有百户。

穿越海拔4333米的甲黑垭口后，就进入巴绒噶举派的光大之地青海最南端的囊谦县境内。

20世纪30年代末，整个玉树的寺院全为佛教寺院，其中有51座白教寺院，是当时各个教派中数量最多、力量最雄厚的一个派别。活佛最多的是班庆寺和禅古寺，分别是3名活佛。接下来就是觉拉寺、采九寺和加干寺，觉拉寺的喇嘛数以230名位列第五名。可见当时的觉拉寺的规模及在整个白教中的分量。

堪布讲述了德希热巴从西夏传教回去后的情况：“他从mi nia王国回来后，受到了囊谦国王的尊重，允许他在囊谦境内传教，并修建了著名的拔绒18寺。他的弟子热巴嘎布继承了德希热巴的事业，继续在藏区传教。后来，出现了囊谦国王管理政治这一块、热巴嘎布管理宗教这一块的情形。”根据拔绒噶举派教史著作《拔绒金》，玉树地区早期有18座拔绒噶举派寺院，在囊谦等地盛极一时，后来一些寺院消亡，存世有13座拔绒噶举派寺院。

觉拉寺，一个在藏区的白教寺院，在藏传佛教中尤其是噶举派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对破解西夏和藏传佛教的关系及渊源有着“钥匙”般的作用。那里究竟还藏着多少和西夏有关的秘密呢？那里至今没有通车，一条简易公路还是2005年才修成的，2006年5月1日，我租了一辆小车，前往那里。

沿着青康线的214国道往南行到955界桩处附近，往西拐就进入了觉拉沟。整个觉拉沟的地貌十分奇特，沿着澜沧江边西行不久，南岸便是一片委蛇而行的水泥色的石山，和北岸的山形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觉拉山。沿途的路况非常糟糕，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汹涌的澜沧江，虽然只有30多千米的路，我们却走了整整3个多小时才抵达觉拉寺。但觉拉沟沿途的自然景象却十分优美，不时有大批的野鸽子在路边觅食，走几步就出现一堆刻满了经文、佛像的玛尼石。都说新寨的玛尼石是世界上最大的玛尼石堆，据说有25亿块玛尼石，因而赢得了“世界第一石刻图书馆”的美誉。其实，如果把遍布觉拉沟沿途30多千米的玛尼石集中在一起的话，在数量上一定不小于新寨的，只不过是这里以前交通闭塞，不为外人知道罢了。

觉拉寺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觉拉乡政府所在地，是青海现存最大的拔绒噶举派寺院。这里有誉满天下、与印度上师相提并论的成就密宗大师；有汉、藏、蒙古地区信教群众供奉的无数佛像身依，十三套金箔写的《甘珠儿》之语依及佛塔等。据寺里的喇嘛介绍，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就安放在觉拉寺。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可惜，“文革”时期，那对有1200年历史的塑像被砸毁了。

由于堪布提前打了电话，寺里的其他几位活佛及上百位喇嘛，早早就在寺里的一座草坪上铺上了地毯迎候我，对我的采访十分重视。1970年降生于玉树的阿丁活佛，自幼就具有非凡智力，6岁时就开始诵读佛典，8岁进入觉拉寺，13岁时在萨迦仁波切尊前皈依。后来获得多位仁波切及四大教派的堪布及活佛的教法。他曾经闭关6年，至今亦坚持夜晚不卧睡的习俗。下午的阳光下，近百名喇嘛坐在旁边的草坪上，聆听着我和阿丁活佛谈论拔绒噶举和西夏——这段他们以前也不知晓的历史。阿丁活佛这样讲述：“堪布讲述的关于德希热巴在mi nia王国传教的事，在藏区是有历史记载的，他的上师在西藏的那曲地区，后来他去了mi nia传教，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著名的寺院叫僧尔噶（音译），文献记载他在mi nia王国境内修建了100座寺院，是mi nia王国的灌顶师。觉拉寺的来历就是和德希热巴从mi nia回来后在觉拉山修行有关。从mi nia回来后，他把在那里的经过写成了书，叫《噶本》，他和弟子们在康区建了22座寺院，其中不少是在囊谦县内，西藏的那曲地区就有11个。他发扬光大了拔绒噶举派，如今，在美国、尼泊尔、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有拔绒噶举的寺院、法会，共有13个。这些都和德希热巴上师及弟子们的努力传播是分不开的，拔绒噶举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宗教流派，一代代传了下来，从没断过。现在，拔绒噶举的寺院里都有他的弟子，他的接班人很多，但主要集中在觉拉寺。遗憾的是，有关他的历史和作品都是藏文的，至今仍没翻译成汉文。”

作为噶举派中重要的一支，拔绒噶举同样坚持苦修，觉拉寺里的洒噶活佛几年前就到山后的一个洞里闭关修行去了，几乎不见外人。阿丁活佛告诉我：洒噶活佛对我的这次追寻也十分重视，但因为闭关修行无法见我，他的大弟子赤彻帕色（音）完全可以代表活佛接受我的采访。和寺里其他活佛、喇嘛穿着绛红色的藏袍不一样的是，赤彻帕色穿着一件半袖白衫。阿丁活佛说，赤彻帕色一年四季都是穿着这么一件半袖白衫，哪怕是冬天这里零下24度的天气里，也是如此。

2006年5月1日下午，青藏高原上的阳光恬静而清澈，撒在觉拉寺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大殿东侧的草地上，我更能感觉到这里阳光的温暖：就德希热巴到西夏传教的事，我采访完后，阿丁活佛给我灌顶，并提出让赤彻帕色也给我灌顶。随后，阿丁活佛给我赠送了记载有德希热巴到西夏传教的藏文经卷、文献。并安排寺里的喇嘛陪同我到9层高的觉拉寺大殿去参观。使我廓清了噶举派与拔绒噶举派中的师承脉络：玛尔巴在尼泊尔求学时，拜的是那若巴大师，灌的是喜金刚顶，随后学习密宗经典，后来到印度拜智藏大师，学集密金刚，古古热巴教他瑜伽密法，尤其是学习密法后，回到西藏创立噶举派，其中的手结契印瑜伽即是拔绒噶举中推崇的“大手印”。玛尔巴的弟子米拉日巴是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玛尔巴和米拉日巴等人修法时，都要穿白布僧裙，这也是我在觉拉寺接受灌顶时，其中为我灌顶的赤彻帕色身穿一件白衫的缘故吧。噶举派由于对白色的崇拜与亲近，使外人称呼他们为白教。

阿丁活佛给我这样讲述：噶举派发展到米拉日巴的弟子塔波拉杰时，产生了分流：一支是塔波拉杰的弟子都松钦巴，创立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体系，都松钦巴的弟子格西藏索哇曾前往西夏传教过。都松钦巴的另一个弟子是噶玛拔希，创立了噶玛噶举派。另一支就是塔波拉杰的弟子达玛旺松创立了拔绒噶举派，他的弟子德希热巴到西夏传教后，回到青海南部一带，发扬光大了拔绒噶举派。

《青海通史》里记载了这样一个被西夏研究者忽略的历史事实：在西夏和金国在青海东部地区争夺时，“青海南部地方头人哲哇阿路和藏传佛教拔绒噶举派僧人勒巴噶布结为一体，约于公元1175年，归附南宋政权，接受了南宋政权的命名，并由南宋赦建寺院一座，即根蚌寺。”这个被记录在藏文史籍《昂欠王世系明镜》中的事情，同样被记录在《青海通史》里。堪布告诉我，藏文献中是有哲哇阿路和藏传佛教拔绒噶举派僧人勒巴噶布结为一体的记载。我在藏文史料《青史》也查阅到这样的记载：拔绒噶举达玛旺秋的弟子热巴曾任西夏帝师一职。藏文文献《拔绒宝鬟》则记载：“热巴帝师全名德希热巴（公元1128～1201年），是西夏帝师。该帝师后来在青海玉树一带传法，建有拔绒18寺，其弟子西夏人嘎热岗巴还建有著名的根蚌寺。”也说明西夏王朝曾派僧人前往青藏地区交流学习。1175年前后，西夏僧人嘎热岗巴和青海南部头人勃巴噶布合建了根蚌寺。

这个历史事实，在我后来查阅的藏文文献《贤者喜宴》《安多政教史》等书的记载中，有着很大的补充说明：噶玛噶举派始祖都松钦巴（公元1110～1193年）曾长期在东部康区传播教法，影响极广，西夏第五代王泰呼（藏文音译）闻其声名，极为敬仰，遣使入藏邀请，都松钦巴未能前往，派其弟子格西藏索哇前往西夏。西夏王奉之为上师，听受藏传佛教经义、仪轨，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藏文佛经，宠信倍加。后来都松钦巴在他所建的楚卜寺（许多地方也称楚布寺）修造贝登哲蚌宝塔时，西夏泰呼王供献了“鎏金塔身及华盖等”，此塔至今仍存于楚卜寺。藏史所记第五代王泰呼，按西夏帝王顺序应是仁孝，时间在1140～1193年，与都松钦巴同属一代。“仁孝”二字在西夏文中读音为“尼芍、勿”，与“泰呼”有相近之处。可知噶玛噶举派是在整个西藏处于吐蕃割据、教派纷争的形势下，与西夏政权建立了联系，这是西藏各教派中第一个承认西夏政权并与之交往的。也可证实，传入西夏境内的藏传佛教，并非只是拔绒噶举，同时还有噶玛噶举，但这两种同宗同源的宗教在西夏境内的大面积盛行且传教者都被西夏国王尊为帝师，证明在西夏境内盛行的佛教是噶举派。德希热巴和格西藏索哇是在藏文献里明确记载的两位传教者。

藏传佛教的引入，使西夏佛教的成分更加复杂，前期主要以翻译汉文佛经为主，造成这种早期和中后期不同的宗教取向的原因很简单。西夏建国之初，与吐蕃政权产生矛盾，争战不休，这使西夏在文化上更多地倾向宋朝。但是从11世纪中、后期开始，自印度传到西藏的佛教经典，绝大部分已由藏族译师们译成藏文，显密并举、尤重密法的佛学体系已经形成，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业已形成，纷纷向外发展，寻找新的“度化”之地。而西夏也在秉常时期，沟通了与吐蕃交往的渠道。中后期则越来越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以德希热巴和格西藏索哇为代表的高僧，到西夏传教，使藏传佛教尤其是噶举派在西夏境内异军突起，成为藏传佛教形成初期发展到最北面也是最东面的一支，这也使古老的西夏文明添加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宗教色彩。

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记》中这样记载：（西夏）传嗣列第七代为弭药嘉哥。复由弭药嘉哥次第传出弭药僧格达，其子为名多杰，前往扎巴坚赞（萨迦三祖）座前亲近承事，始与吉祥萨迦人缔结为缘。其子衮却有了三人，一子名绷德，对法王萨迦班智达十分敬仰。

藏族文献记载的西夏第七代实际上应该是第五代，因为西藏人当时计算西夏王朝时，是从李继迁开始计算的。《西藏王臣记》里记载的弭药嘉哥实际上是第五代西夏皇帝仁孝皇帝。这个藏族文献记载里也存在一个被内地西夏研究者忽略的问题：至少在仁孝皇帝时期，西夏就派人到萨迦学习。这为后来亡国后的西夏后裔进藏来这里避难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

1981年，在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发现明朝正统十二年（1447年）刊印的藏、汉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功德宝集偈》。该经卷共48页，专家根据题款末尾皇帝尊号为西夏仁宗尊号而定为西夏时代，因而可知经卷中记载的“贤觉帝师”是西夏仁宗时代，文中的“××”的称谓形式，是西夏特有的一种官阶封号。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贤觉帝师的封号“卧勒”，其汉意为“具足”，与“在国王”为三组，位在皇太子之下，可见其品位极高。贤觉帝师波罗显胜的族属问题，史金波先生在《西夏佛教史》中认为，从姓名看，不是汉、党项族，题款中的天竺僧人又有特别注明，因此极有可能是一位在西夏称为“西番僧”的藏族僧人。

昂欠王和西夏有怎样的关系？勒巴噶布在拔绒噶举派的链条上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就这个问题，我请教堪布时，他查阅资料后回答我：勒巴噶布就是嘎热岗巴，是热巴的弟子。热巴和他的西夏人弟子嘎热岗巴从西夏传教回去后，受到了当时的囊谦王的高度重视，并在囊谦形成了国王和热巴分管政务和宗教的格局。按照堪布讲述的热巴1198年去西夏传教的事实，结合这几本重要文献。我认为，拔绒噶举派僧人勒巴噶布被藏文献认为是西夏人，证明德希热巴在西夏国内传教后回到藏区，不仅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科技、文化、新鲜的宗教内容，也将自己在西夏境内收的弟子带到了藏区，勒巴噶布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藏区很著名的根蚌寺，显然是西夏人建立的。藏文献里记载的“贤觉帝师波罗显胜”很有可能就是藏史中所载的德希热巴。从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那时的西藏一些地区也有不少西夏人前去，这为后来西夏亡国后，不少王室成员来到这里做了铺垫。

热巴在西夏国内传教的另一个宗教意义与历史意义在于，他被西夏王国奉为帝师。西夏时期帝师之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藏传佛教在内地普及的最高政治保证，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次以这样高的层面实现了藏传佛教和西夏境内其他教派的有机融合，在继承了吐蕃社会僧俗双轨统治传统的同时，也以抬高佛教领袖地位的举措，来挽救国势的日趋频败。从史学和佛学的角度看，西夏帝师之设，不仅修正了中国帝师之称始于元代的传统看法，也使帝师一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经由热巴发扬光大的巴绒噶举派在青海境内最大寺院——觉拉寺主殿。

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儿子托雷监国两年后，于1229年召开了蒙古贵族会议，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为大汗，整个中国的西部高原地区进入了窝阔台统治时期。西夏亡国后8年，即1235年，窝阔台将原西夏辖区及今甘肃、青海的部分藏区划归为其幼子阔端领地。1239年，阔端命令部下那达那波率军取道青海，直入藏北，烧毁了和西夏有着密切关系的热振寺（西夏建国后的18年，即1056年建）和杰拉康寺（西夏建国前26年、1012年所建），杀害了500名僧俗人众，其中包括一名叫塞敦（se-ston）的佛教法师。这段历史告诉了这样的信息：蒙古军队进军西藏时，是从当初西夏在青藏高原上的领地横穿而过的，具体路线就是从今天的青康线经过玉树进入西藏的。当时的蒙古人一心想和藏族高层修好，为什么还要在藏区大开杀戒，火烧寺院呢？历史给后人又留下了一个关于西夏后裔在西藏的谜团。周炜在《佛境——影响西藏佛教的奇僧》一书中对这个现象作出的解释是：蒙古军队这次进藏的意图，是那达那波受阔端之命寻找一位有学问的高僧，像西夏王国邀请德希热巴前往西辖境内“传布佛教”一样，在蒙古控制地区也传播藏传佛教。阔端认为，他的领地内的西夏故地及甘肃、青海地区的民众大多笃信佛教，要想成功地控制这一地区，就必须像西夏王朝那样以佛治佛，让藏区的高僧担任甘青一带藏区的佛教领袖与蒙古人配合。

在玉树，我意外地查阅到了阔端写给那达那波的书信，从这封信来看，那达那波率军进藏的一个主要意图是为了侦察西藏的实力，研究西藏的政治力量，寻觅合适的人选进入内地和阔端谈判。最后，阔端确定了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这次进藏在这样的政治意图下，是完全没理由采取火烧寺院和屠杀僧众的，那么，发生的热振寺和拉杰康寺被烧毁、500僧人被屠杀的事实该怎样解释？一个答案是，这两个寺院或许收留了逃亡的西夏后裔。这也是焚烧寺院和屠戮僧侣事件在藏区没有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没有影响藏族高层宗教势力和蒙古人修好步伐的原因。

经过14年的追杀，西夏逃亡后裔的主力已经从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悄然遁迹。所以，1244年，阔端又派多达那波和杰门进藏，多达那波和杰门带的不再是军队，而是请柬和礼物。在《萨迦世系史》和《汉藏史集》等典籍中，都记载了此时63岁的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这次邀请中动身前往内地的事实，这些书籍中记载的是班智达携带10岁的八思巴和他的另外一个侄儿恰那多吉。

深入玉树藏区考察后，我选择从这里翻越海拔4200米以上的安巴拉山，进入四川境内的“太阳部落”——石渠县，由于错过了每天只有一趟的公共汽车，时间又不允许我在这里滞留，只好再次租车离开玉树了。历史上，玉树和石渠分别属于青海和四川，玉树曾经属于囊谦王管辖，石渠则长期由德格土司管辖，两地虽然只有175千米，但四川境内的路况很差，行驶速度很慢，石渠县是距离成都最远的四川县城，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高到树木因为缺氧而无法在这里生存，整个县城看不到一棵树，只有一条简陋的街道横穿县城。白天，这里是那些没有事情做的牧民喝酒、聊天的天堂，晚上，则是一派“繁华”。路两边的银匠们开始了各种银饰品的制作，整个工艺制作过程很透明，石渠的银饰品在周围的藏区很有名。

第五节 德希热巴的西夏传教之旅

第五节　德希热巴的西夏传教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