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福楼拜研究在中国
与西方相比，中国学界对于福楼拜的接受和研究起步较晚，约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纵观中国学界八十余年的福楼拜接受与研究，其总体特点表现如下:出于时代政治的特殊要求和由于作品主题的现实尖锐性的多寡等原因，中国学界对于福楼拜的接受要晚于对孟德斯鸠、卢梭、小仲马和雨果等人的接受;教科书的介绍早于和多于作品的翻译和相关的专题性研究;受欧西(在早期还有日本)学术影响较大，除个别情况例外，总体的学术独立性不足，且依附于苏式文艺理论的套路;专题性研究在早期少之又少，像李健吾先生《福楼拜评传》那样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这种情况至八十年代后方有所改观;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偏重于艺术探讨，而忽略了对于福楼拜思想系统的阐发。下文拟以时间为序，对不同时期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梳理，以见出中国学界福楼拜研究的特点、成绩和不足。[63]
中国译界和学界是在晚清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开始关注法国文学的，这时他们关注的首先是一批政治震撼力和启蒙性都比较强的作家和易于流行的通俗作品，而不是福楼拜和波德莱尔这类以纯艺术制胜的反启蒙作家。在启蒙著作中，卢梭的《民约通义》(《社会契约论》)早在1898年就有了中文节译本，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也从1904年开始分册出版。文学方面，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由林纾翻译的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茶花女》，1899年由上海素隐书屋委托昌言报馆代印刊行，后归商务印书馆出版) 、由苏曼殊与陈独秀合译的雨果的《惨世界》(《悲惨世界》，1904年由东大陆图书印局出版)等不少法国文学作品也陆续进入中国，而福楼拜和波德莱尔的作品则待到《新青年》创刊以后、尤其是二十年代初才开始被人较多地介绍、评述和汉译。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关于福楼拜的研究性和评论性的文字陆续出现之前，国内尚没有翻译出版福楼拜的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在国内福楼拜接受史上，陈独秀可谓将福楼拜视为自然主义作家的第一人。陈独秀对西方文学颇有了解，早在1915年年底的《青年杂志》(该刊1915年由陈独秀本人在上海创办，从1916年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上，他就发表过一篇以《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为题、阐述欧洲文学流变的的文章(按:该文连载于1915年11月和12月出刊的《青年杂志》第1卷的第3、第4号上) ，这篇文章首先(在国内也是首次)介绍了欧洲文学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到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流变的历史，然后重点评价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功绩，其中他称“左喇”(左拉)是“自然主义之拿破仑”，同时把“佛罗倍尔”(福楼拜) 、“龚枯尔兄弟”(龚古尔兄弟) 、都德和俄罗斯小说家“屠尔格涅甫”(屠格涅夫)等也划入自然主义阵营。根据该文随后的阐述看，他把福楼拜称为自然主义者的做法应是来源于法国学者裴利西(Georges Pellisier)在《现代文学之运动》(Le mouvement litteraire contem porain)中对自然主义及左喇、佛罗倍尔等人所作的评论，并在文末附上了相应的法文原文。[64]陈独秀对于自然主义和福楼拜的解释成为日后田汉、周作人、茅盾、张资平等人类似看法的先导，如田汉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诗人与劳动问题》中援用日本学者岛村抱月和厨川白村的观点，把左拉和福楼拜都当作自然主义的主要作家来列举，不过在创作方面，他并没有对巴尔扎克与福楼拜作出区分，理论方面也没有对圣勃夫和泰纳作出区分。[65]
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展，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可以说迎来了一个译介和学习福楼拜的小高潮。这个高潮的到来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呼唤、留日和留法学生的激增、茅盾等人以《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时事新报》的副刊)为阵地发起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文学社团的成立、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对立和论战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名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在经过五四革新后，该刊先后由茅盾、郑振铎任主编，直至1931年12月停刊)自1921年改刊后，分别开辟了“海外文坛消息”专栏、专号，连载了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介绍了不少世界文学思潮、流派和作家作品。除了“俄国文学专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等外，法国文学和创作方法的引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该刊不仅于1922年出了“法国文学专号”，还于1924年4月出了一期号外“法国文学研究专号”，专章论述了巴尔扎克、圣勃夫、福楼拜、波德莱尔和罗曼·罗兰等人，其中关于福楼拜的一章内容“佛罗贝尔”是由茅盾执笔的。在1921—1922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茅盾还写有一系列文章引进和讨论自然主义，其中多数文章涉及到福楼拜。几乎与此同时，获得过法国法学博士学位的谢冠生也写过关于“福罗贝尔”的评介性文字，改革后由新派执掌的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也发表过纪念福楼拜百年诞辰的文章;法国文学史教科书方面，李璜的《法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22年版) 、黄仲苏的《近代法兰西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22年版)和袁昌英的《法兰西文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等也陆续出版，其中均有对于福楼拜及其作品的介绍。在作品方面，李劼人率先翻译了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原题《马丹波娃利》，上海中华书局1925版) ，两年后，即1927年，李青崖的译本《波华荔夫人传:法国外省风俗记》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着作品的译介，福楼拜对我国文学的影响在所难免，其中，茅盾、李劼人、张资平、丁玲等人受福楼拜影响较大。而即使是倾向于为艺术一派的诗人，如徐志摩等，也在学习波德莱尔象征主义的同时，赞赏“佛洛贝”就像“中古期的‘圣士’们”那样能够“永远在后人的心里唤起一个沉郁、孤独、日夜在自剖的苦痛中求光亮者的意象”[66]。评论方面，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周作人和茅盾关于福楼拜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前者侧重于赞赏福楼拜的艺术态度和献身精神，后者则更关注他的创作方法。
作为为艺术的一派的潜在同情者，周作人早在1917年在北大做教授时就写出了《欧洲文学史》，以作课堂讲义之用，但遗憾的是该书内容只写到十八世纪。在1921年的文章《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中，周作人多少弥补了这个缺憾，以简短的篇幅评价了法国的福楼拜(弗罗倍尔) 、波德莱尔(波特来耳)和俄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思妥也夫斯奇)等三位文坛巨匠。他首先论及福楼拜，不仅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即他说的《波伐理夫人》视为“开自然主义先路”的作品(该观点与陈独秀、田汉的上述解释相去不远) ，而且引用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勃兰特思)的话，把福楼拜的性格解释为“两种分子”的“合成”，那便是——“对于愚蠢的火热的憎恨，和对于艺术的无限的爱”; “这个憎恨，与所有的憎恨一样，对于所憎恨者感到一种不可抗的牵引。各种形式的愚蠢，如愚行、迷信、自大、不宽容，都磁力似的牵引他。他不得不一件件的把他们描写出来”。周作人不仅为福楼拜辩解，而且发出赞美之声，称福楼拜是劳作了二十年只成了五部小说的“将生命贡献于艺术”的“文艺女神的孤忠的祭司”，他“不是厌世家，或虚无主义者，却是一个愚蠢论者(Imbecilist) ，这是怎样适切的一个社会批评家的名称啊!他又梦想斯芬克思(Sphinx)与吉迈拉(Chimaera) ——科学与诗——的拥抱，自己成了冷静而敏感，爱真与美的‘冷血的诗人’。这冷血的诗人两个字，以前还未曾联合在一起，在他才是初次;他不但不愧为莫泊桑之师，也正是以后与当来的诗人之师了”。[67]周作人的评论不是直接从作品而是从福楼拜的思想与性格出发的，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可谓抓住了这位“伟大人物的精神”。周作人之所以如此赞赏甚至推崇福楼拜(按:周作人还特地在自己1923年由北京晨报社首次出版的作品集《自己的园地》中收入了福楼拜的画像) ，乃是基于他在文学观上与后者有共鸣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二人都信仰艺术的自由，同情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艺术的非功利性，反对任何形式的统一文学思想。另外，在汪静之《蕙的风》发表以后，作品颇引起胡梦华等旧派的反对，为了此事，周作人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一文中专以《包法利夫人》(《波伐理夫人》)为例为汪静之作了辩解，称出自胡梦华之口的一些指责(如“有不道德的嫌疑”、“故意公布自己的兽性冲动”、“变相的提倡淫业”等)和法国检察官对于《包法利夫人》的指控如出一辙，虽然他们一度“自命为维持风纪的盛举”，但只会“落得留作法利赛人的卑怯的证据罢了”，他指出任何“凭了道德或法律的神圣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利赛人的行为”[68]。这一辩护表明，他不仅已熟知《包法利夫人》(《波伐理夫人》)的公诉事件，而且与福楼拜这位“文艺女神的孤忠的祭司”发生了深深的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无论是艺术派还是人生派，都同样能够接受和欣赏福楼拜。作为人生派文学的倡导者，茅盾无疑是福楼拜的主要评论者，同时他也是二十年代中国学界给予福楼拜关注最多的人。在任《小说月报》主编期间，茅盾除了在该刊1922年5月号上开辟“自然主义的论战”专栏外，还写下了《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 “曹拉主义”的危险性》(《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50期，1922年9月21日)等一系列介绍和鼓吹自然主义的文章。在此期间以及在两年后，茅盾发表了两篇福楼拜专论，一篇是《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另一篇是《佛罗贝尔》。在《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这篇文章中，茅盾对福楼拜评价甚高，他称后者“即使不能算是自然主义之母，至少也该算他是个先驱者”;而《包法利夫人》(《鲍芙兰夫人》)在他看来则是“从浪漫主义蜕变到自然主义的关键”性作品，他甚至说，若“单以艺术论”，这部作品在小说界所开创的局面应当是“前无古人”的。同时茅盾谈到，佛罗贝尔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学的将来具有两层意义:其一，学习“佛罗贝尔的科学的描写态度”，将有助于“校正国内几千年来文人的‘想当然’的描写的积习”;其二，学习“佛罗贝尔的‘视文学如视宗教’的虔诚严肃的文学观”，将有助于“校正数千年来文人玩视文学的心理”[69]。这里我们看到，茅盾对于福楼拜的评价与周作人从科学与诗、真与美结合的角度对福楼拜的赞美具有一致之处，但很明显，茅盾评论的现实针对性大大增强了。在当时的中国文坛，许多人的创作仍然属于闭门造车的玩文学之列，他们常常凭空想象和杜撰，缺乏对于艺术的忠诚之心，正如茅盾所说，“竟有从未到过北方而做描写关东三省生活的小说”，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喇嘛，而竟大做其活佛秘史”，在这种情况下，福楼拜的艺术虔诚态度和自然主义所主张的科学地描写生活的方法，或把写实发挥到“极致”的做法，正可作为疗救上述弊病的“消毒药”。[70]
在发表于两年后的另一篇文章《佛罗贝尔》里，茅盾通过将福楼拜与巴尔扎克和俄国文学三巨头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进行对比，进一步谈到了福楼拜作品的特点。他称福楼拜虽然不及巴尔扎克“犷悍撄人”，或者不似俄国作家那般“悲悯弱者”，但“在严格的艺术的意义上，他们都不及佛罗贝尔”。这种评价可谓抓住了福楼拜创作及作品价值的根本。[71]值得注意的是，茅盾非常强调福楼拜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优点，即将现实主义方法用之于古代，写出了古代的气氛或者真实的“历史空气”。[72]茅盾认为，历史小说的理想形态应在于历史与虚构、证据与想像、外部真实的轮廓与内在心理分析的完美结合，而福楼拜的《萨朗波》正具有这样的特点。他认为该作虽然写的是古代的蛮荒题材，但福楼拜却没有专逞想像和虚构，而是本着一贯的求真精神，阅尽历史记载和学术著作，并结合去突尼斯所作的实地考察，把数千年前的一个古国的文明真实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他认为《萨朗波》所写的“不但表面是真确的卡萨基，里面也是真确的”，它要比那些让人物穿上古装、带着古董面具，但却怀着近代人情绪和人生观的自命不凡的“古事小说”要高明千万倍。[73]不仅如此，福楼拜的历史小说还给茅盾的《豹子头林冲》、《大泽乡》、《石碣》等历史小说创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表现在题材的选取上，就可以看出，茅盾没有选择司各特那种在民风民俗、历史传说基础上编织故事的套路，实际上他也缺乏后者所具有的丰富的民间生活经历，为此，他采用了福楼拜在《萨朗波》中所使用的重在历史典籍的精研审核、然后佐以情绪化虚构的写法。[74]在三十年代所写的一篇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中，茅盾重复了上述见解，即: “福楼拜不但把写实主义的手法用在描写当代社会生活的作品，并且还输入到历史小说的领域(如《萨朗波》)和幻想的领域(如《圣安东尼的诱惑》) ”; “他用了他的科学的写实的手腕，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忠实地再现了古代迦太基的城市”; “福楼拜用了完全不动心的客观态度”;等等。[75]由此可见，茅盾通过评论和作品所要极力呼应的，主要还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而不是他对于形式美的追求。这种源于特殊的现实关怀和功利视野的评论，一方面确能够有助于启蒙时期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它在理论上的一些不足，即:以编译日本和西方教科书中为己所需的现有的成说为主，对福楼拜进行有限的和肤浅的解读，还谈不上独立的具有学术和专题性质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回避对于福楼拜玩味文辞韵律的形式取向的评说和关注;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忽略福楼拜的艺术观念与左拉自然主义的区别;等等。
三四十年代的我国福楼拜译介与研究虽然同其他学术一样受到战乱和政治的过度影响(如许多杂志停刊、文学学术与革命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等) ，但仍比二十年代有较大深入。在世纪初和二十年代，从陈独秀把福楼拜当作自然主义者来认识，到周作人的科学与诗、真与美的结合说，再到茅盾在创作方法上所作的强调，国内的福楼拜评论已经出于现实需要，初步认识到了福楼拜的科学态度、客观精神和艺术虔诚对于我国新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但在理论上，这些初步认识都需要加以拓展，同时也需要形成问题意识和多元批评视角。在这个时期，更多的福楼拜作品得到了译介，如继翻译《包法利夫人》之后，李劼人又翻译了《萨朗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钱公侠翻译了《圣安多尼之诱惑》(上海启明书局，1936年版) ，李健吾更是翻译了除《萨郎波》以外福楼拜的所有重要作品，如《福楼拜短篇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圣安东的诱惑》(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情感教育》(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年不详，应在四十年代) 、《包法利夫人:外省风俗》(上海和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和《三故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版) ，等等。法国文学总论方面，徐霞村编著的《法国文学史》(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 、穆木天编译的《法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年版) 、夏炎德的《法兰西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上、下两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等先后出版，其中涉及的福楼拜部分比二十年代文学史的论述要丰富一些，尤其是吴达元的著作。同时，茅盾也陆续出版了他关于西方文学史和思潮史的专门著作，如《西洋文学通论》(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该书第八章阐述自然主义和福楼拜) 、《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35年版)等，其中关于福楼拜的部分多沿用了他二十年代已经形成的观点。[76]福楼拜专论方面，这个时期无疑获得了较大的突破。苏雪林(1896—1999)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也是一位很有批评意识的学者，她在三十年代发表过关于张资平与福楼拜作品的比较性文字。如在《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一文中，苏雪林指出了张资平小说《最后的幸福》中所存在的缺点和“有意模仿法国佛罗贝尔”《包法利夫人》的一些地方，如这部书的女主角美瑛对丈夫士雄不满，深感性的烦闷，遂与旧情人松卿、妹夫广勋、士雄前妻之子阿和、少时竹马伴侣阿根等都发生恋爱关系，终被松卿所弃，且以传染梅毒死于医院告终，其中女主角的性格、性苦闷、结局和几个主人公的关系都与《包法利夫人》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苏雪林认为，张资平的这种有意模仿只是“东施效颦”而已。[77]这一评论虽然属于间接的解读，但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不过，与以上种种著述和评论相比，张若名、李健吾则将福楼拜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和更高的层次，他们的研究不仅克服了以往福楼拜评论中所存在的过于粗疏化、简单化、非学术化和功利化的毛病，而且充分显示了批评者的学术个性和批评方法的独立性。
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第一个著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妇女，同时她也是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和法国文学专家。作为学者，张若名因她的里昂大学博士论文——一篇令安德烈·纪德“感激之至”的论文——《纪德的态度》(该书于1930年由法国鲍氏兄弟出版社出版，1931年由北平中法大学再版)而闻名，并被国际著名学者盛成誉为“纪德的伯乐”。[78]张若名的专长虽在研究纪德，但在《纪德的态度》、《小说家的创作心理——根据司汤达(Stendhal) 、福楼拜(Flaubert) 、纪德(Gide)三位作家》和《漫谈小说的创作》等著述中，她对福楼拜却有直接或间接的精深研究，不可忽略。概而言之，她对我国福楼拜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她对纪德与福楼拜所作的比较研究，二是她关于福楼拜所进行的精神分析批评，三是她对于福楼拜诗学的独特理解。就方法而言，她的批评属于对法语背景的意识批评方法的潜在的严格使用和对于德语背景的精神分析批评方法的非严格使用。
张若名对纪德与福楼拜所作的比较研究出现在《纪德的态度》一书的第七章，该章主题在于探讨“纪德的古典主义”，但实则探讨纪德的风格，即他如何调和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所用的手段是将纪德与福楼拜进行对比。[79]在这一章中，张若名指出，纪德与福楼拜的共同任务是“创造一种不同于浪漫派与古典派的独特语言”，或者“创造一种以固定的形式表达自由内容的风格，让古典派与浪漫派的理想协调起来”，但因种种原因，纪德与福楼拜的作品所表现出的风格却有很大差异:一则，在纪德的作品里，“古典派的技巧”与“浪漫派的自由”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格调的高雅”和“技巧”“一点也没有破坏感情的自然平衡”，但福楼拜却因“过于注意形式而扼杀了感情的自发性”。二则，纪德的描写“能表达他曾经历过但渐进的感觉”，这种描写“充满活力，感觉同时也在进行综合”，而福楼拜的描写所呈现的平面化画面却“破坏了感觉的活动”，没有形成“深度感”，从而显得“毫无生气”、“句子滞重”、“节奏死板”。[80]她认为福楼拜作品的上述缺点在《萨朗宝》(《萨朗波》)中体现得最充分。至于《包法利夫人》的风格，张若名的评价有了较大改变，但仍是褒贬参半，如她一方面较高地评价了这部小说的风格，称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梦幻般的“节奏”，“纯朴庄重，令人陶醉”，充满了“真感情”等，另一方面又批评它“滥用比喻”，“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处理感情，将“统一的感情”“一分为二”;与之相比，纪德却“更尊重感情那充满活力的统一”。[81]在谈及纪德与福楼拜风格差异的根本原因时，张若名指出了“如果爱句子胜过句子所表达的感情，那么作者就会失去句子的真正意义，所以纪德力图使句子服从感情的发展”[82]，这种概括无疑是非常准确而精当的。
张若名对福楼拜所作的精神分析批评和诗学理解主要见于她1946—1948年发表的《小说家的创作心理——根据司汤达(Stendhal) 、福楼拜(Flaubert) 、纪德(Gide)三位作家》和《漫谈小说的创作》等文章，它们所用的方法，根据文内所指出和显示的，乃是“心理学”或现代病理心理学的方法(其中《漫谈小说的创作》提到了“弗洛伊德的病态心理学”和“柏克森的创造心理学”等) ，目的在于通过阐述几位伟大作家的心理活动来揭示艺术之谜。在这些文章中，张若名把福楼拜的社会和创作历程分作“黑暗时代”、“艺术化时代”和“社会化时代”三个阶段去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小说家创写小说的动机大半在于情感欲望方面所受的创痛、挫折，和幻梦的未能实现，因而郁结成疾，发为文字;福楼拜自幼患有强烈的“忧郁症”或“精神病”，这种病症对他的作品如《地狱之梦》、《一个疯人的回忆》、《愤怒与无能》和《十一月》等产生了影响，并在其中留下痕迹;福楼拜自幼“被爱情的幻梦所压迫”，这种白日梦在《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等作品中得到表现，作品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和爱玛都是福楼拜本人的化身;福楼拜年轻时的恋人和具有福楼拜个性气质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83]《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这两部作品成功地表现了福楼拜的“双重人格”(其中“一个是在热情中颠倒错乱而过活的常人，一个是能用冷眼而偷看的艺术家”) ;埃及和非洲的东方之旅对于福楼拜的人格具有重塑作用，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并成全了福楼拜主要作品(《包法利夫人》、《圣安东尼的诱惑》和《萨朗波》)的背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属于一种“一方面反对浪漫派，一方面反对写实派”的“新的方法”，即“他自己所发明的历史的方法”; 《包法利夫人》是经验与虚构、主观性与客观性、自我经验与他人事实、作者的有我与无我在冲突中所达成的统一;福楼拜晚年的作品《萨朗波》和《布瓦尔和佩库歇》因作者与世隔绝(指与他人同化得不够)和缺乏社会纵深度而失去其生命和灵魂;[84]巴尔扎克、左拉(她所说的“写实派与自然派”)和福楼拜的“观察法”里“原本就包含着想象的成分”;福楼拜的“双重人格”对于他的艺术具有决定作用;福楼拜使用历史方法“创造了超然于各派之外的历史小说和心理小说”;等等。[85]
虽然张若名对福楼拜所作的心理分析在有些地方仍然显得缺乏深入或草率，但在中国的福楼拜接受史和研究史上，她的研究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这些观点(除了部分与李健吾具有一致性外)基本都是她在经过独立思考后首次提出和阐述的，既不盲从中国文学界关于福楼拜已有的看法，又没有搬用西方的成说，属于纯粹的非功利的学术研究;其次，她敢于批评福楼拜的风格，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的福楼拜研究中极其罕见，因为国际范围内的福楼拜学者和作家对于福楼拜的风格向来普遍持崇拜态度;再者，使用波德莱尔以来法语批评传统中基于作者、人物和批评家意识统一性(或同情原则)之上的意识批评方法，[86]而不拘泥于实证研究，这在中国学术界完全代表着一种新的批评走向。
李健吾无疑是三四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福楼拜学者。他曾于1931年赴法国巴黎现代语言专修学校学习，专门研究福楼拜和法国文学。回国后，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自己与郑振铎联合主编的《文艺复兴》和傅东华主编的《文学》等国内重要文学期刊上，李健吾相继发表了《福楼拜的书简》、《福楼拜的〈短篇小说集〉 》、《福楼拜的内容形体一致观》、《包法利夫人的时代意义》等一系列文章。1935年，在上述多数文章的基础上，李健吾整理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福楼拜评传》，因而可以说，这部著作是他多年来在福楼拜研究中所获成果的一个集中体现。[87]笔者认为，与此前我国已有的福楼拜研究相比，《福楼拜评传》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这里只说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学术界对于福楼拜的接受至该书出版时为止才真正步入了专题研究阶段。在此以前，张若名关于福楼拜虽然已经形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是她在研究纪德和文学创作的一般问题时附带形成的，而且是零碎的和片段性的，并不是对福楼拜及其作品所进行的专题把握。因此，《福楼拜评传》应属填补空白之作，对此，吴达元曾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国人研究外国作家”的第一部“巨著”。[88]
其次，该书通论福楼拜的所有重要作品，是一部具有较强系统性、逻辑性和完整结构的学术论著。以往我国学界在论述福楼拜的时候，通常对《包法利夫人》着墨较多，而忽略福楼拜的其他作品，尤其是青年时代和晚年的作品。《福楼拜评传》不仅详论福楼拜的性情、精神疾患、艺术观和《包法利夫人》，而且给予《萨朗波》、《情感教育》、《圣安东尼的诱惑》、《三故事》和《布瓦尔和佩库歇》同样多的笔墨，使人们了解了一个完整的福楼拜。
再次，部分内容即使放到国际学术背景中去比较，也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如该书不仅大量引用了国外学术界关于福楼拜的某些新观点(如普鲁斯特对于福楼拜的风格所作的批评) ，而且还讨论了《包法利夫人》在视点方面的使用特点，[89]而这种讨论在国际学术界也只是到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出现以后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再者，在批评方法上(这一点与张若名类似) ，笔者同意郭宏安先生的观点，即李健吾所使用的批评方法大致属于或类似于意识批评。[90]另外，该书还穿插论述了福楼拜在社会、历史、科学、宗教等方面的意见，着实给人启发。不过笔者认为，由于受到著述体例和著作性质的限制，福楼拜在社会、历史、科学、宗教等各方面的观点均没有得到系统的和纵深的展开。
自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里，除了李健吾先生继续有佳作问世外，我国学界在福楼拜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微乎其微，其根源除了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外，前苏联文艺思想在中国学界的霸主地位是导致我国文艺思想枯萎的重要原因，但通常这两个原因是纠结在一起的。前苏联文艺思想对我国学术的影响并不止于其普通文论著作和教材在我国的译介，还包括世界文学和国别文学教科书的输入，这些著作所体现的极左思想后来成了我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不动的标杆。以普什科夫编著的法国文学教材《法国文学简史》(该书1958年在我国出版)为例:该书大到章节安排，小到作家作品的解说，都遵循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逻辑，如它的章节中出现了“象征主义派和文学中的颓废与反动倾向”、“团结起来到明天”这样的标题，而在分析福楼拜时，他的“阶级局限性”更是贯穿论述过程始终的话题。[91]前苏联极左文艺思想的影响也同样渗透到国内的福楼拜研究中来。1957年，李健吾先生的力作《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在《文学研究》杂志发表，笔者以为，这篇文章的学术水平应在他二十年前的著作《福楼拜评传》之上。这篇巨型论文不仅论述了科学对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等人创作的推动作用，而且更可看作一篇关于福楼拜的纵深性研究文章(它的副标题是《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1857—1957) 》) ，集中论述了福楼拜的美学，区分了福楼拜与司汤达、巴尔扎克尤其是左拉对待科学态度的差异。[92]不过第二年，由于时代政治原因，《文学研究》发表了两篇批评性文字对李健吾的文章进行讨论，其中一篇是杨耀民等人的《对＜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的意见》，一篇是陈燊的《评李健吾先生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二文虽有一定的学术论辩成分，但仍然从根本上采取了阶级论的立场对待李健吾文章所流露的“纯艺术见解”。[93]自此以后，能够在政治承担与艺术自律之间选择后者作为文论根基的福楼拜论著和论文便消失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新时期伊始，郑克鲁先生发表了《略论福楼拜的小说创作》一文，这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出现的第一篇研究福楼拜、而且对《包法利夫人》的主题分析得最为详尽的专题论文，[94]与此同时，柳鸣九、郑克鲁、张英伦等先生合著的《法国文学史》也开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分别出版于1979、1981、1991年) ，其中关于福楼拜的内容体现了新时期文学理论(如典型论)的显著影响。从八十年代至今，福楼拜作品的复译本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我国学界关于福楼拜及其作品的专题探讨也在逐年增加，虽然没有学术专著问世，但所发表的论文迄今已有七十余篇。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福楼拜研究的特点，则可以说，八十年代初期(尤其是前五年)的论文一般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福楼拜放到批判现实主义范畴内进行研究，带有明显的阶级论的痕迹，八十年代后期，这种痕迹逐步褪尽，并陆续出现从新的视野和方法进行探讨的文章，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的福楼拜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为了描述的方便，我们可以把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福楼拜研究论文分类作出说明。
1．现实主义研究
八十年代初我国福楼拜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虽然此后人们从现实主义视角解释福楼拜的论文在不断减少，但相关的外国文学教材仍然主要延续这一思路，只是其中对福楼拜思想和艺术局限性的估计在逐渐消失，而代之以加大了分量的艺术分析。主要文章则有柳鸣九的《论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汪火焰的《镜子与影子——略论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王红莉的《残酷的写实——从爱玛的形象看福楼拜写作艺术的独创性》(《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等。值得注意的是，向来推崇福楼拜纯艺术论的李健吾先生也在为他的新版《福楼拜评传》所写的前言中将福楼拜界定为“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思想的某些矛盾。[95]笔者认为，把福楼拜界定为现实主义者本身并无什么不妥，但应当扩大对于福楼拜眼中的现实概念的理解，或者说，应当承认福楼拜所说的现实并非仅指资本主义的现实而已，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再者，人们还应当把福楼拜的反对一切文学流派的言论考虑进去。
2．立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角所作的研究
现代主义的研究思路在八十年代初就已出现，但主要盛行于1985年以后，并成为我国福楼拜研究的主要方法。重要文章有冯汉津的《福楼拜的艺术追求和他的＜情感教育＞》(《读书》，1981年第9期) 、李健吾的《＜包法利夫人＞作者的疏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冯汉津的《福楼拜是现代小说的接生婆》(《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 、南茜的《福楼拜与现代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胡亚敏的《论自由间接引语》(《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巴文华的《论〈圣安东尼的诱惑〉的诱惑——兼及现代派艺术溯源》(《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王钦峰的《福楼拜叙述言路的中断》(《贵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段映虹的《试论＜情感教育＞的叙述手段》(《国外文学》，1997年第1期) 、李云峰的《试论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双眼视觉”》(《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郭文娟的《福楼拜作品话语系统现代性初探》(《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 、王钦峰的《重审福楼拜的现实主义问题》(《国外文学》，2001年第1期) 、张云君的《＜包法利夫人＞中的隐喻象征意象阐释》(《北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等。从九十年代开始，基于后现代主义视角所作的研究也在我国陆续出现，如王钦峰的《论“福楼拜问题”》(《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和1995年第1期) 、蒋承勇的《福楼拜: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浙江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王钦峰的《从主题到虚无:福楼拜对小说创作原则的背离》(《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杨亦军的《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与新小说的后现代特点》(《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等。以上研究不仅分析了福楼拜的文学思想，对传统的关于福楼拜现实主义的定论进行了反思，而且重点从纯艺术的角度探讨了福楼拜艺术表现手法的各个层面，如情节构造、叙述手段(最突出的是叙述语式、叙述视角和自由间接引语的个性化使用) 、描写技法、意象特征等，并分析了福楼拜与后现代主义写作模式的关系，可以说代表了新时期我国福楼拜研究的主要成就。
3．比较研究
包括中西比较和在欧洲文学、文化圈内所作的比较研究。在欧洲文学系统内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有:任文汇的《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小说艺术特征比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祁晓冰的《爱玛和安娜形象比较——兼谈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女性价值观》(《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等，但这类文章为数较少。涉及中西比较的文章主要有:王锦厚的《蔡大嫂与包法利夫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李万钧的《 〈包法利夫人〉和〈金瓶梅〉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钱林森的《 “爱真与美的‘冷血诗人’”——福楼拜在中国》(《蒲峪学刊》，1994年第2期)和《 “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与“描写女人的方法”——福楼拜与丁玲》(《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 、周芳芸的《蔡大嫂和包法利夫人之比较》(《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 、王明丽的《不同时空中灵魂的悲剧——＜阿毛姑娘＞与＜包法利夫人＞比较》(《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4期) 、王红莉的《费莉西泰与祥林嫂》(《文艺争鸣》，2003年第3期) 、郜元宝的《影响与偏离——略谈＜死水微澜＞与＜包法利夫人＞及其他》(《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等。上述文章基本是通过联系中西或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来对论题进行研究，不过仍基本以结合使用现实主义的考察方法为主。至于如何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这是摆在福楼拜比较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问题。
四是文化研究，表现为联系西方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从性别、种族、身份、政治等视角对福楼拜及其作品所作的探讨。但在我国，关于福楼拜的文化研究主要表现为性别研究，包括女性主义批评和怪异研究。主要文章有褚蓓娟的《试论包法利夫人的女性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 、朱琳的《悬想太高、居室太窄——试论西方文学中一类女性形象》(《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 、汤静贤的《在爱玛与包法利夫人之间——一个福楼拜笔下的女人》(《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赵家鹤的《追求“男子汉”的悲剧——析爱玛悲剧的时代特征》(《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刘武和的《 “女性的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张凌江的《被文本吞噬的爱玛——对＜包法利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5期) 、于冬云的《辛德瑞拉的水晶鞋与子爵的缎烟盒——也说“灰姑娘情结”与爱玛的悲剧》(《山东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杨国政的《福楼拜的男人世界》(《国外文学》，2001年第2期)等。这些研究讨论了包法利夫人的女性意识和父权制话语对于女性的“诗意的征服”，从而将包法利夫人的悲剧解释为男权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女性丧失主体性的悲剧，大大超越和丰富了以往从批判现实主义角度对包法利夫人形象所作的解读，同时，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到福楼拜身上所流露的男同性恋趋向。除了性别研究，从文化哲学、后殖民文化和社会学视野对福楼拜进行解读的文章在我国也偶有出现，如蒋承勇在《福楼拜的文化人格与小说的现代文化意蕴》(《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中从文化哲学和人学的视野出发探讨了福楼拜的文化人格和爱与生的苦恼，张颐武在《文艺学的新视野》(《天津文学》，1990年第7期)和徐贲在《文化“场域”中的福楼拜》(《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4期)中分别从后殖民文化和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讨论福楼拜，从整体上概述了爱德华·赛义德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对于福楼拜的分析。
上文对于国内外一百五十年来的福楼拜批评与研究成果的综述难免挂一漏万，笔者只是在所能接触到的范围内撮其要而述之。实际上各种导向的福楼拜批评或研究方法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在缺乏公认的更恰当的批评方法的情况下(其实也不可能有所谓公认的更恰当的批评方法) ，各种批评方法如果能够在自身范围内发挥到极致，应当说就已经为学术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不过，笔者认为，以上的研究除了巴赫金、赛义德等思路开阔的少数人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外(按:即使如此，他们的努力仍是有限的，思路尚未充分拓宽，相关的论述还缺乏系统性) ，关于福楼拜与现代思想、现代文化及其所凝聚的现代性价值观、西方理性主义价值体系的关系仍没有被当作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课题来把握，这是国内外一百五十年来福楼拜批评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共同的和根本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