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现在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他饮着青春的酒，他的热情，他的感触，奔驰而外放，他所见的仅是爱情与浪漫。同样的自然，同样的人民，同样的生活；然而现在对于他似乎都变了一个样子。他要知道，这是他自己变了呢，还是世界变了呢？不久，他便发现，他自己是先变，然后与他接触的世界也变了。他童年时代的神秘主义已经还给了森林与花与山与星。他现在已不是一个神秘者而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了，有一个时期，他竟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穿着最好的时式的丝裳，吃着美食，做着叙爱情的抒情诗及其他文艺作品。

他和他家里的人，这时似乎都很隔膜。他在五十岁时，自己曾说道，“我自十六岁至二十三岁的一个时期的生活是一个极端的放浪与不守规则的生活。”但他这时所做的抒情诗，却都是极好的诗。

“我跑着，如香麝之在林影中跑，闻着他自己的芳香而发狂。

我迷了路，我浪游着，我寻求我所不能得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不寻求的东西。

泰戈尔在这时候，正是“闻着他自己的芳香而发狂”的时候。他在《快乐的悲哀》里又写道：

“快乐睁开他的倦眼，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在这样的一个明月满地的夜里，仅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于是所有他的思想，都放在歌声中——‘我是怕孤寂的，我不见一个人来访问我——我是孤独的，我是孤独的。’

“快乐又接下去说道：‘我愿意我死了，把我自己重生而为忧愁。’

“‘为什么，我是孤独的，孤独的，不见一个人来访问我。’

“我问道：‘你喜欢看见的是谁呢，你心里所爱慕的是谁呢，快乐？’

快乐所要寻求的，正是他这时所要寻求的。

他是一个大哲学家，印度的精神的与爱国的领袖，一个歌者，一个戏剧家，一个编辑者，一个教育家，而超乎这一切，他却是一个爱的诗人（The Poet of Love）。爱情从他的心里灵魂里泛溢出来，幻化了种种的式样；母亲的爱、子的爱、妻的爱、夫的爱、情人的爱、爱国者的爱、自然的爱、上帝的爱，一切都在他的优美的诗歌里，曼声而恳挚的唱出来。他的歌声漾荡在天空之下，轻轻的触着人的心弦，深入的飞住在他们的心灵上，使他们快乐的笑着，脉搏几乎停止，眼里闪耀着泪珠。

他表白爱情，极为自然，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一切爱情与生活的阶级。他经过爱的颤动，热情的奔流，失望的凄楚，默修的静谧。而在这少年时代所唱的恋歌，尤足以激动一切沉醉在青春的梦里的少年的心灵。

他的这些恋歌，曾引起印度的许多道德家的反对，他们联合而攻击这个少年的作家，他们怕泰戈尔的这些诗歌，要破坏印度的旧道德。即青年的人见他的甜蜜的恋歌也有不少引起反感。有一次，当泰戈尔的歌声，已经换了他的调子，许多人都忘了他少年的浪漫，而敬仰他若大圣时，有一个人在一个学校的宿舍里，唱着泰戈尔的一首情诗：

“这里，我爱，这里来！走过我的这个乐园里，看我的花木在什么地方是美丽的开着。西风柔和的吹拂着，风中带着花的芬香。月光照着，一条银色的河，潺湲的流下林路。”

一个少年叫道，“你为什么唱这个淫词？”他告诉他说，“这是泰戈尔的诗；”他更觉得惊奇，直到把原文拿出来给他看时，他才默然无语。

像这种的误解，是常常要发生的；这些举动仅足见妄施讥弹者的无识，至于伟大的作者，则固如日月之中天，他们的光明决不是微风所能吹得熄的。

泰戈尔这时候是最自由的；他脱尽了他家庭的传袭的主见。他随意的写诗，随意的毁了它；因他这时的诗大概都不是在纸上而是在石板上写的；他不是为了博朋友的悦乐而写诗，乃是如闲云之舒卷，流水之淙淙，完全为他自己的快乐而写的。他在《我的回忆》里曾说，“石板似乎对我说道，‘不要怕，写你自己所喜欢写的，擦一下，就可以都拭去了。’我如此的写了一二首诗，毫不拘束，我觉得极愉快。我心里在说道，‘我所写的东西，终于成了我自己的了！’”在别一个地方他又有一段话提到这时的情况：

“在我做诗人的历史中，这个时期最使我留恋。从艺术方面看起来，《桑底亚·桑吉特》（Sandhya Sangit）也许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因为这一集里的诗都是未成熟的。它的文字与思想及韵律，都不能表白得确当。它的最好的功绩乃在能表现我的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所以虽然在批评家看来毫没有价值，而在我看来，那快乐的价值却是无限量的。”

在诗的内容以外，泰戈尔这些情诗的韵律与风格也受了当时批评家的不少的攻击。他们以为泰戈尔的诗，把彭加尔固有的格律破坏了。但这种论调，现在也已销声匿影了。泰戈尔对于彭加尔文字之所以有大功，即在于他之引用了许多新的优美的韵律与新的活泼的形式。现在的许多彭加尔的少年诗人，差不多都是受了他的感动，而努力去模仿他的作风的。

泰戈尔很早的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戏剧家。他家里的文艺空气很浓厚。他论著完了一本剧本，即可在家里聚了几个同嗜好的人把它方试演起来。他自己也参与在他所著的剧中，当其中的人物之一。他最初在十四岁时，即已著了一部歌剧，名《巴尔米基·柏拉底瓦》（Palmiki Prativa）。此后继续做了许多这一类的剧本。他们自己著作，他们自己歌唱，他们自己演做。在这种的快乐空气中，他度过了他的二十岁。有些戏剧批评家说，如果泰戈尔愿意到舞台上去，他一定可以成一个彭加尔的最伟大的伶人。

他从英国被他父亲叫回来后，许多人都以为他不能在英国学法律，是很可惜的事，都叫他父亲再送他到英国去。这个第二度的远行，果然不久便实现了。与他同行的是他家里的一个亲戚。但他们走到中途，又因事折回了。法律的神似乎阻止他入门。

当他受批评家的种种攻击时，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使他鼓励起精神，不顾一切，迈步向前走去，在诗国中成就了许多伟大的高尚的功绩。这个人就是彭加尔最伟大的小说家却脱柏西亚（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s）。他们第一次的遇见，在一个政治家、历史家与小说家杜特（Romesh Chandra Dutt）家里的结婚宴会里。杜特为要向彭加尔最伟大的作家致他的敬意，特以一个花圈套在却脱柏西亚的颈上。却脱柏西亚立刻把这花圈从自己颈上脱下，把它放在泰戈尔的颈上，说道，“这个花圈应该给他——你没有读过他的《桑底亚·桑吉特》么？”杜特道，“没有读过。”于是却脱柏西亚便举出这诗集里的许多好诗，极端的赞颂它们。这样的出于意外的荣遇，使泰戈尔眼中满含着快乐的感激的泪。他忘了所有从平庸的批评家那里受到的苦痛，认识了他自己的天才与地位。却脱柏西亚的这个荣典，对于泰戈尔实比诺贝尔奖金（Nobel Prize）更光耀万倍。

泰戈尔的少年期，虽曾如上所述，沉浸于肉感之中，高歌着恋情的调子，但他的精神的灵的感觉，究未完全在他心上拭去；他的心还时时的受这两个潮流的冲击。即在他受肉的感官的诱惑最甚的时候，灵的光明仍然还熠熠的在他心头里照耀着。

这两个肉的与灵的潮流的冲突的经过，在他的长诗《爱人在夜与在早晨时》里能够充分的表现出来。

第五章 浪漫的少年时代

第五章　浪漫的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