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我国周边安全环境

所谓周边是指与中国领土、领海相连接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周边环境主要是指中国周边的大国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涉及的大国有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周边安全环境是国家战略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和重要构成因素，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对外积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首先要从周边做起，和谐周边是和谐世界的基石。为此，周边国家的发展态势、相互关系以及对华政策动向即周边安全环境，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因为我们最大的机遇在周边，最大的挑战在周边;最有希望的也在周边，最容易出问题的还是在周边。

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作为地处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的大国，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以及与周边国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复杂关系，对中国安全环境构成影响。我们所指的安全，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安全，也包括近年来日益引起重视的反恐、经济、能源等“非传统安全”内涵。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体现为两个层面、多重内容。两个层面: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层面;二是区域合作的多边层面。不论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关系，又都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能源和环境等多重内容。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家安全，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与国家安全休戚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既与中国面临的客观外部环境直接相连，也与中国内部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还与世界及中国自身的军事发展形势紧密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需要集中精力在战争废墟上进行国家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但国内的安全形势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尚末肃清，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军事支持下伺机反攻大陆。特别是由于美苏分别结成激烈对抗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被迫卷入其中，美国对我国进行全面封锁。与此同时，中国周边新独立的国家在走向民族复兴之路时，却不幸又被大国斗争的阴影所笼罩，又一次被卷入大国斗争的旋涡。随着美苏之间冷战的加剧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美国调整了对日本的政策单独对日媾和，并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在日本、韩国、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建立和部署了一系列军事基地和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直接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并支持台湾当局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窜犯，使我国整个东部方向上面临巨大安全挑战。进入60年代，由于苏联霸权主义日益抬头，最终导致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分道扬镳，并发生了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国同时面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中国政府加强战备，顶住了外来压力，并取得了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但前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来自苏联的威胁有增无减，国防仍面临巨大压力。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维护了国家安全，并取得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分析判断国际安全环境和国际形势趋于冷静客观。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的凸显，国际安全形势相对缓和，中国的安全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但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攻势的加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构成威胁。

冷战后期，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东西方关系缓和;随着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的逐步消除，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形势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形势进一步好转，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大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加强。周边安全形势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目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总体有利，但是，中国安全仍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从维护国家综合安全上看，国内和国际特别是周边因素关联性加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难度加大。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复杂严峻。少数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与牵制。周边复杂而敏感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仍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影响。

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现状及趋势

(一)我国周边环境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较好时期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大国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调整。“9·11”事件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大国关系经历了新一轮调整。中国努力抓住世界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这一时机，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行睦邻友好、与邻为善、与邻为伴政策，努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为此，中国与周边大国的关系不断改善，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态势良好，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总体来说是比较好的。

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一个单一变量，而且还是影响其他变量的全局性变量看，“9·11”事件后，美国将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势力视为主要敌人，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美国认识到，在反恐、核不扩散的重大问题上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尤其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维护世界局势和平稳定等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同时，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性增强。2006年6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中美领导人2006年多次会晤，就全面推进21世纪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合作加深，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出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基本取向。不但在一段时间内排除了把我国视为主要的战略对手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同我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需要。中美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使我国的国际战略回旋余地加大，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冷战时期，北方一度曾经是我国周边安全的心腹大患，如今却成为相对和平的地区。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胡锦涛主席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开幕式等活动前夕，于2007年3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前，中俄关系蓬勃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按照《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和精神，以互办“国家年”活动为契机，全面推进政治、经贸、科技、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两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配合，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3]。胡锦涛强调，坚定不移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实现世代友好，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必然选择^[4]。从中亚地区看，以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平台，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关系在安全、经济及能源合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安全模式，所取得成功经验即一直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5]的“上海精神”。胡锦涛主席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时也同时指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互为友好邻邦和重要合作伙伴，有着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和开展合作的坚实基础，各领域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6]。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主要包括:维护地区和平，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打击非法贩卖毒品和武器及其他跨国犯罪;加强区域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开展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及旅游领域的相互协作，等等。目前，成员国正集中精力推进安全、经济、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致力于给成员国人民带来更多实际利益。

从地缘角度看，南亚在亚洲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亚洲以前，中印两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也不存在什么主导权之争。中印两国都倡导和坚持国家间彼此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印两国之间也从来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尽管两国过去曾受到边界的困扰，但是近年来双边关系发展迅速。随着《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等的签署，特别是“面向和平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中印以合作为主流，两国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有了长足发展。同时，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对抗这一传统的热点呈现出逐步冷却的态势。目前，中、俄、印均主张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多样性，主张遵循国际法准则处理国际事务与国与国的关系，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可以说，中俄印不断加强合作将成为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基础。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趋势下，东盟国家之间的内部合作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东盟稳步推进共同体建设，推进与域外国家自由贸易区谈判。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已成为内容日益丰富、机制不断完善的合作体系，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东亚峰会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对话关系15年来，双方关系不断深化和密切。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等的签署，无论是合作的内容还是合作的层次，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东盟可以说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支点。从顶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为东南亚国家分忧解难;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灾难中，向灾区提供援助，给予人道主义救助，帮助建立海啸预警系统，免除一些国家的外债，共同对付地区灾难，中国以自己的行动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中国周边环境中，中日关系和朝核问题构成两个最棘手的方面，东北亚地区这两方面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发展态势至关重要。2006年9月安倍晋三接任日本首相，给中日改善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安倍表示要加倍努力改善同中国和韩国等亚洲邻国及俄罗斯的关系，并于当年10月8日访华，成为五年来首次访华的日本首相。中日政治关系开始走出谷底。2007年4月11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在东京机场发表讲话时指出，今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面临重要机遇。他强调指出，我此访的目的是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友好交流，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7]。中日双方在东京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双方再次确认，根据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时双方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该公报说，关于台湾问题，日方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东海问题，根据互惠原则共同开发;防务交流，加强两国防务当局联络机制，防止海上发生不测事态;联合国改革，加强对话努力增加共识;关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合作，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启动经济高层对话机制。公报还确认，两国外长就双边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保持密切合作^[8];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重启，是中国在各方之间的穿梭斡旋并发挥了东道主的建设作用。各方承诺与行动的兑现有了期待，东北亚的紧张形势得到缓解，并且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选择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实现尽快发展中国经济，实现贸易国际化的正确选择。

(二)影响中国周边的不安全因素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综合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天下仍不太平。亚太地区安全中的复杂因素继续增多。中国的安全仍面临不可忽视的挑战。当前，在中国周边环境中直接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华战略极大地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遏制+接触”构成美国近20年来对华政策的基调，防范加接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贯方针。众所周知，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维持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权(或称之为“霸权”)，在这一总体战略的指导之下，它的亚太战略就是防止在亚太地区出现挑战其主导权，导致现有秩序和格局逆转的新兴大国。美国对华战略都是围绕维护霸权这一核心展开的。美国最担心中国的发展可能将会导致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降低，甚至将美国最终“挤出”亚洲。为此美国防范中国崛起的态势走向成型，使我国维护安全的难度加大。当前值得注意的有三个动向:一是美国围绕“中国是否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议论。2006年8月31日，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又老调重弹美国对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贸易不平衡、防扩散、军事透明度以及支持所谓的“问题国家”等问题的批评。他明确提出中国目前还不是“负责任的相关者”。关于“负责任”内涵的不同认定，折射出在什么是“应该的国际关系”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中美两国在理念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中国所谓的“负责”是对世界负责，中国不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具有裁判的资格。此外，责任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要求中国对美国负责，那么美国也应当对中国负责。一方面大量对台军售，另一方面还指责中方“军事不透明”，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这不仅构成中美关系振荡的原因之一，而且将涉及国际体系的多个层面，无疑增大我们的外部压力。二是近年来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报告》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报告》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无不透露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从而突出对中国防范的一面。如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改变地区军力平衡的程度”，指责中国在全球寻求能源安全的方式和市场开放不够。这些报告不仅把中国列为其关注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且映射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乃至加紧进行包围中国的军事部署。三是美国继续调整和加强其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同时美日同盟也在悄然经历新一轮强化，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长远威胁。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作为美国全球军事调整的重要部分，美国一直在调整它的亚太军事布局，以更多的战略注意力关注亚太地区，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巩固和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当前军事调整出于多方面考虑，有反恐之需要，有应对可能发生的冲突，战略设想是应对正在崛起的国家。美日同盟作为冷战的产物，不仅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退出舞台，反而一再得到强化，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支柱。近年来，美日同盟更是经历了新一轮强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把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纳入了它们的“共同战略目标”。所有这些，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将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日美同盟中军事一体化进程已经损害到第三国的安全利益，对中国的周边环境构成挑战。综合起来看，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中国将如何使用正在壮大起来的力量感到不放心;中国对美国到底有多担心中国，提防、牵制中国究竟会到什么程度也拿不太准，这种“相互疑虑中的相互依存”，决定了中美关系是在离心的地缘政治和向心的经济利益上朝着相反的方向用力，使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加大。

第二，日本追求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的既定目标，在后小泉时代不会发生转变。这是小泉政治的惯性作用，以及日本社会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保守主义之诉求所决定的。从安倍的政治理念、政权构想与外交政策等方面看，如果能够稳固政权，将继续推行强硬的保守路线。从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环境看:一是修改“和平宪法”，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安倍竞选时表示要在“五年内完成修宪”，“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明确写上拥有自卫军”，这是“作为独立国家的前提条件”。其军事外向化趋势明显，亚洲国家普遍关注。与此同时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是安倍提出开展“战略性亚洲外交”，近一年的新动向是倡导所谓“亚洲民主国家联盟”，作为对中国批评其历史问题的反制手段，这是日本部分政要公开配合美国所谓“转型外交”，并议论中国的民主化，试图把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威胁论”联系起来，作为制衡中国的手段。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日本部分政要倡导的所谓“亚洲民主联盟”，正在被一些“台独”分子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利用。更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是，一个所谓的美日台联盟的雏形正在隐然形成，这个联盟不仅是军事联盟，更是所谓的民主联盟，利用所谓民主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三是日本视日美同盟为国家安全的支柱，加速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日美举行“2+2”安全磋商会议，确认朝鲜危机和台海问题为“共同战略目标”。扩大日美联合演习、训练的深度和广度。协作提高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提前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构成攻防兼备的战略体系。加强在防空、反扩散、反恐等10多个领域的合作，双方确认有事时制定共同的作战计划，日本将给予美军“不间断的支持”。双方还将在武器装备技术上进行合作研制和生产，建立日美共同应急机制，实现情报共享，提高日美联合指挥和作战能力。四是加强军事力量建设与扩张，军事大国化步伐明显加快。日本强化日美同盟和推进修宪的过程，实质是为军事强国松绑。“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2007年1月9日正式挂牌，这意味着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建设，海外派兵合法化将使自卫队成为开出国门的军队。目前日本在军事实力已远远超出防卫需要的情况下，仍然连年以军费世界排名第二的速度扩充军备，使武器装备高技术化、超大型化和远洋化，势必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乃至恶化地区安全环境。甚至不能排除中日之间有可能发生局部冲突。

第三，台湾问题是目前牵制中国人民精力最大、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最现实而迫切的不安全因素，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的斗争复杂严峻。一是陈水扁当局大搞“台独”和“去中国化”的分裂活动，是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和动荡的根源所在。目前，陈水扁当局实行激进台独路线，加紧通过推动所谓“宪政改造”谋求“台湾法理台独”，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值得注意的还有，马英九因涉嫌贪污受到台湾检方起诉，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并决定2008年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岛内蓝绿两大阵营的政治斗争出现新的变数，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台湾政坛由此更加动荡不安。不能排除“台湾”分裂势力通过“宪改”谋求“台湾法理独立”的冒险活动，在未来一年多时间里，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制造事端，甚至可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以求一逞。二是时至今日美国仍不肯放弃对台湾事务的干预。美国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的立场，但是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军事装备，与台湾加强军事联系和往来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台军事合作加速“融合”。三是美日同盟的强化对台海局势稳定产生着影响。将台湾问题明确列为两国“共同战略目标”，纳入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不仅是向台湾当局发出的错误信号，而且表明日本将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更加紧密地配合美国的行动，美国和日本将更进一步公开地介入台湾海峡的事务。这样就增加了引起台海紧张局势的可能性，从而损害台海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胡锦涛主席在出访俄罗斯前，于2007年3月20日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回答记者关于两岸关系的提问时强调指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受阻的主要症结，在于台湾当局拒绝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加紧推动通过“宪改”谋求“台湾理法独立”，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的^[9]。

第四，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在中国周边，中亚和东南亚都是恐怖主义势力活动猖獗的地区。中亚地区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战略要地，其民族、宗教成分复杂，各国边界分布多在崇山峻岭之间，为恐怖势力的生存和活动提供了条件。中亚地区与我国西部相连，居住着一些有共同宗教信仰的跨界民族。中亚地区的恐怖势力利用这一地理、文化特点，不断向我国渗透，与我国西部境内外的“东突”等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勾结呼应，妄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严重影响我国周边的安全和稳定。美国利用反恐介入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给周边安全带来新的复杂因素。地缘、民族和宗教与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涉及周边地区的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重大恐怖事件时有发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信息、能源、金融、环境安全领域的威胁也在上升。我国在能源、金融和对外经贸等方面的风险不断扩大，事实迫使中国国家安全的视角必须关注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如我国的西南边境、东南沿海在走私、贩毒、偷渡、非法移民等跨境犯罪方面问题突出，对外经济贸易摩擦增加，面临的“三股势力”威胁依然严峻。表明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是国内和国际因素关联性增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加大。为此，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之外，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将成为影响今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变量。

三、我国周边战略方针

随着中国自身发展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是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根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周边国家的安全、稳定与繁荣牵动着中国。从政治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是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等国际理念实践的重要舞台。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和稳定大国关系，从根本上打破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缓解我们所承受的战略压力;从经济上看，周边是我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中国对外贸易额的60%以上是在周边地区实现的，中国所加入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或机制也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中国与周边相互依存。从安全上看，中国与周边息息相关，中国周边国家历史遗留的传统安全问题尚未消失并出现新的情况，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一些国家日趋突出。周边国家对台湾问题所持的态度，将对我们营造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的良好环境有着重要影响。在东海、南海与有关国家的岛礁最终归属和海洋权益上的争端大都还未解决，将使我们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斗争面临严峻挑战。朝鲜半岛稳定和无核化进程仍存变数。印巴之间的“冷和平”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消除。美国在中国周边重组和加强军事存在，强化日美同盟，刺激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步伐明显加快，等等。这些都对中国安全环境有着重大影响。面对中国周边环境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为了搞好同周边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各国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好国家安全，采取正确的对外战略，执行正确的周边安全战略，是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需要。

(一)中国的对外战略

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各国的合作，积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其内涵十分丰富，它主要体现在:一是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共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二是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三是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四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主张在反恐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反对反恐搞“双重标准”。

(二)中国的周边战略方针

目前，我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构想可概括为:“卫主权、求和平、保稳定、谋合作、促发展”。卫主权，即捍卫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捍卫和维护海洋权益。求和平，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周边、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保稳定，即确保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致力于稳定周边环境。谋合作，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谋求与周边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环保、防止跨国犯罪等领域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促发展，即以加快发展经济为中心，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国防力量，发展民族团结，发展生态环保工程，增强综合国力。在与周边各国交往中，注重外交理念的和平性，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合作性，承认各国的自主性，尊重地区的多样性，使我们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更为全面和成熟。以和平、安全、合作、繁荣为周边政策目标，积极推动睦邻友好和区域合作，从而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坚持睦邻友好

睦邻友好是我国周边外交的精髓。加强睦邻友好，就是要不断加强增信释疑与互利合作，巩固同中小国家的关系，全面推进同周边大国的关系。

我们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友好关系历经时势变迁考验，具有强大生命力，他们是我们靠得住的朋友，信得过的伙伴。对他们，我们必须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坚持互信互利，谋求共同发展，避免强加于人，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我们将本着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的精神，努力扩大同周边大国的共同利益，全面推进同周边大国的关系。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俄罗斯是世界主要的战略力量之一。胡锦涛主席在出访俄罗斯前夕，于2007年3月20日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坚定不移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实现世代友好，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必然选择。”他强调，着力以下4个方面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一是增强政治互信，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本着互利共赢精神，推动两国经贸、能源、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三是扩大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四是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10]。

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和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上都是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与安倍会晤，就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达成共识，温家宝总理2007年4月11日访问日本，达成构建“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温家宝总理在和安倍晋三首相会晤时指出，为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双方要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来把握两国关系的方向，积极推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恪守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信守承诺，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二是增加高层交往，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及时进行沟通。三是深化互利合作，通过高层经济对话机制，推进两国节能、环保、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四是加强两军交往和安全对话，加快建设两军海上危机管理机制。五是扩大人文交流，重点办好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活动。六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和实现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11]。

中印两国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将努力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政治对话，扩大经济合作，同时建立中、俄、印三方机制，加强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胡锦涛主席在回答“是否可以说，俄中印三国不断加强合作将成为世界政治多极化体系的基础”的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国、俄罗斯、印度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和相同立场。三国均主张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多样化，主张遵循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处理国际事务与国与国关系，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开展三边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三国自身发展，也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12]。

2.加强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投入领域。加强区域合作，就是要加快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以及其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全面发展，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区特点及各方利益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模式。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为友好邻邦和重要合作伙伴，有着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和开展合作的坚实基础，各领域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和美好前景。我们应集中精力推进安全、经济、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给成员国带来更多实际利益。同时，加强该组织的自身建设。

我们将以东盟和中日韩的合作(10+3)为东亚合作主渠道，继续尊重和发挥东盟的重要作用，在深化经济融合的同时，以非传统安全领域为切入点，推动“10+3”逐步开展政治和安全对话，丰富其合作内涵，引导其全面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加强中日韩三边协调与合作，为深化东亚合作做出贡献。我们将以东亚合作为区域合作核心，同时支持其他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机制，最终形成整个亚洲多层次、多样化、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的复合型地区合作框架。

3.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多年来，我们一直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四个方面就建立新秩序作了明确阐述，丰富了新秩序的内容，形成了我们的新秩序观。周边国家大多同我们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在建立新秩序问题上共识较多，周边可以成为我们建立新秩序的首要实践场。

我们提出新秩序，不是要抛弃或否定现行秩序，而是要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之处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推动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们倡导新秩序，不是要排他，而是希望实现开放、包容和共赢。我们重视发展与美、俄、欧等大国和地区的关系，重视与他们就亚洲问题加强对话与协调，愿意看到他们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在周边坚持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如和平协商，合情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国际间的领土和权益争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可以说是对政治新秩序的实践。我们与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促进互利共赢的经济融合，谋求共同发展与繁荣，是对经济新秩序的实践。我们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倡导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对安全新秩序的实践。我们尊重周边国家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背景，推动多种文明和平共处，可以说是在文化领域对新秩序的实践。我们将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与周边国家一道，继续沿着这个方向作出努力。

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与国际政治经济乃至安全发生联系，并受其影响和制约。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紧密联系又错综复杂的整体，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存在的。因此，一个国家确立睦邻政策，优化周边环境，进而驾驭国际形势，已经不是这个国家或其统治者具有何种胸怀、何种风范的问题了，而是环境的逼迫使然，人民的要求使然。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文化传统和国家制度决定的。我们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更不会威胁任何国家。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称霸。中国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中国发达了，也永远不会称霸^[13]。积极促进周边国家的发展振兴与和平稳定，是中国的既定方针。“睦邻”、“安邻”和“富邻”^[14]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周边外交既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有多年来打下的坚实基础，一定可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打造出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

思考题

1.什么是国际战略环境?

2.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3.简析当前国际安全形势。

4.简析我国周边环境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5.试述我国周边战略方针。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8页。

[2]于宏健:《俄罗斯向美国说“不”》，《人民日报》，2007年3月2日。

[3]《胡锦涛主席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答问全文》，《光明日报》，2007年3月26日。

[4]《胡锦涛主席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答问全文》，《光明日报》，2007年3月26日。

[5]《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6月16日。

[6]《胡锦涛主席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答问全文》，《光明日报》，2007年3月26日。

[7]《温家宝总理同安倍晋三首相会谈》，《人民日报》，2007年4月12日。

[8]《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2007年4月12日。

[9]《胡锦涛主席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答问全文》，《光明日报》，2007年3月26日。

[10]《胡锦涛主席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答问全文》，《光明日报》，2007年3月26日。

[11]《温家宝总理同安倍晋三首相会谈》，《光明日报》，2007年3月26日。

[12]《胡锦涛主席接受俄罗斯媒体联合采访答问全文》，《《人民日报》，2007年4月12日。

[13]温家宝接受日本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07年4月5日。

[14]温家宝在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的演讲:《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