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思想之一:寻宝;主题思想之二:侠义精神。自古以来儒侠不分，儒家学子都带着积极入世的心态参与社会，侠义精神蕴涵心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义精神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扶贫济弱精神的表现。
《射雕英雄传》主角郭靖已经突破了旧时代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身份，他不仅行侠仗义、啸傲江湖，更是要为国家与民族劳心费力乃至出生入死，体现了儒家侠之大者素有的风范。中国士子常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具有一定限制的儒学伦理纲常已经成为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主心骨，撑起了金庸笔下庞大的武林社会和政治王朝。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位威武有型、武功和人品都一流的大侠，他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是有着儒家理想--兼济天下的人物。侠士的仁义、勇武的行为打动了历代的文人墨客，使其精神流传于史传、诗歌、戏剧、小说等。侠士所抱的精神就成了一种道德理想，在社会中一直流传下来。
《射雕英雄传》小说在"好看"的外表下，暗含严肃的、重大的主题。《射雕英雄传》明写一个老实而笨拙的男孩由无名小辈成长为武功高强、为国为民的大侠的传奇过程。暗写在家难和国难发生时，民族英雄的诞生和国家的重建。
金庸小说中的寻宝模式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具有反文化、反传统思想，蕴涵着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将墓穴作为藏宝之地，受传统厚土重葬习俗影响。自殷周以来，华夏便形成了"重祭祀，崇祖先"的传统，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十分重视墓葬，《礼记·祭义》有"事死者如事生"，《汉书》有"孝子事亡如事存" ，财产的占有有时并不因生死之隔而发生根本变化。
厚土重葬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将藏宝地点设计在地下墓中，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墓中机关重重，使盗墓者不敢贸然进入，增添了藏宝的安全性。金庸小说对于"墓中藏宝"模式的突破与创新在于，将墓主的身份由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扩大化至胡一刀、林朝英等平民百姓，墓主身份的平民化一方面是武侠小说通俗性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是情节发展、塑造人物的需要:苗人凤把冷月宝刀埋于胡一刀坟前是因为他觉得"世上除了胡一刀再无人配用这把宝刀"，通过"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苗人凤之口，读者从侧面再次领略到了胡一刀的英雄气概、表现了胡苗二人的深厚情谊及苗人凤误伤好友的内疚与自责;如果没有当年苗人凤的埋刀之举，胡斐便不可能在危难中得刀获救，也不会有后来的"雪山飞狐"。
《神雕侠侣》中的王重阳之所以要出人意料地将《九阴真经》刻在古墓中，一方面是练武之人的好胜之心，另一方面也寄寓了他对于昔日恋人林朝英的深深怀念及有情人未成眷属的遗憾。而且，如果没有王重阳当年看似不合理的举动，便不会有小龙女的重伤获救，神雕侠侣恐怕便要真的绝迹江湖了。
其他藏宝地点也有，如兵器内，衣物上等，构成了小说中的"以宝取宝"模式。
夺宝得宝方式及对主题的因袭与创新
首先，是武功夺宝与计谋夺宝。宝藏的巨大诱惑力吸引了无数武林与"江湖"中人不择手段为之争斗，金庸小说中夺宝的方式是以武功为主，而武功争斗的过程又往往和阴谋诡计相交织，令人眼花缭乱。
武侠小说的文体特点决定了武功描述占据重要分量，而在展现主题时金庸却显现了淡化武功、突出计谋夺宝的特点。各路"英雄"一番厮杀争夺的辟邪剑谱，最后是岳不群用诡计谋得;屠龙刀、倚天剑在江湖上掀起了满天血雨腥风，最后却是一个弱女子周芷若用计得之。这种淡化武功、突出计谋的倾向是小说刻画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特殊需要。
金庸之所以能够塑造众多栩栩如生、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的重要原因，是他对于人性有着深刻和独到的见解，善于辩证地看待善恶、正邪、好坏的对立统一，笔下人物往往是正中有邪、邪中含正、亦正亦邪的， 而主题的运用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发展变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君子剑"岳不群出场时一派正义凛然之风，而随着设计夺取辟邪剑谱的阴谋逐渐显露，其阴狠毒辣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周芷若本来是一个善良但有心计的少女，同门排挤、师父去世使其性情发生变化，盗取屠龙刀、倚天剑，夺得《九阴真经》是其性格发展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此后她一步步走向阴险毒辣而不可自拔。
如果说主题对于岳不群这一人物展现的是人性丑恶扭曲的一面，对于周芷若则揭示了人性堕落沉沦的一面。
其次，是当事人因机缘而意外得宝。得宝的人，常常并非武功最高、计谋最深者，而是根本无心得宝之人，这称之为"机缘得宝"，其特点是强调一个"巧"字。
《射雕英雄传》的"寻宝母题"已不限于对主题史的简单因袭，而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在新奇而扣人心弦的寻宝夺宝过程中，展现了人物的鲜明性格，赋予故事以人文精神。而对什么是宝，宝的真谛何在这一主题的反复探询，称得上是金庸小说对"寻宝主题"伦理价值的最大审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