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评价过高也是一种虚荣。自命清高的人，会轻率地把自己看作另外一种人。就像陷入恋爱中的人会认为心上人长得花容月貌一样。陷入恋爱的人，会莫名其妙地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比实际更美好。

有时候，人们会因为看不清这一点而误解甚至贬低自己。我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发生。作为审判员，应该始终不偏不向。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就说明他做什么事都以事实为准。如果一个人具有凯撒那样的本领，那么即使他自认为是世上最伟大的统帅也无伤大雅。

我们过分注重约束我们的礼仪，却忽视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舍本逐末了。由于我们的教导，女人们在听到那些不足以令她们害怕的事时也会脸红；人们虽然不敢直呼身体器官的名字，却敢大胆地用它们行苟且之事。

当礼仪禁止我们说出那些一目了然的事情时，我们还可以顺从；可是，如果理智禁止我们做那些我们无法了解的坏事时，却没人能够做到。在这里，我明显地感到了礼仪的约束，因为它不允许人们谈论自己，无论是说自己好还是坏都不行。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暂且不提。

在命运的支配下，有些人一生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可以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有些人就不同了，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人群中，没有人会提起他们。即使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壮胆向那些对他们感兴趣的人提起自己，也无可非议。比如拉丁美洲诗人卢西里乌斯，他完全凭感觉写下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丝毫没有受到约束。塔西佗说：“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相信卢西里乌斯和斯考鲁斯，对他们的尊敬也没有减少。”

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的事。当时，有人认为我的举止中透露出虚妄、愚蠢和傲慢的态度。关于这一点，我有话要说。首先，我们身上这些特点和倾向并没有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它们都是我们生来就有的，已经根深蒂固了，连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也无法清楚地认识。也就是说，在我们毫不知情也无法同意的情况下，这些天性就在我们身上扎根了。矫揉造作的美，让亚历山大偏转了他的脑袋，使亚西比得说起话来口齿不清。朱利乌斯·凯撒用手指搔头，表明他是一个思虑过多的人；西塞罗习惯于擤鼻涕，说明他生来就爱挖苦人。

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这些动作就会出现在我们身上。还有敬礼和屈膝礼等有意识的动作，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误认为谦虚和礼让，并使动作的行使者受益。关于这类有意识的动作，在此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一个人想出风头，那么谦虚可以帮助他。我习惯了行脱帽礼，尤其是在夏天。除了我的下人之外，无论什么人向我行礼，我都会还礼。我希望我认识的亲王们不要随便使用礼仪，因为随便使用礼仪与不讲礼仪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滥用礼仪，礼仪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我身上出现的动作，不知道在别人眼里属不属于第一种情况。也许我生来就存在肢体无法协调的缺陷，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是如果说到我的心灵，我却有自己的看法。

虚荣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命清高，另一部分是小瞧他人。先说自命清高，我觉得其前提是心灵的迷失使人感到一种痛苦的压力，却说不出理由，因此心情更加烦躁。我曾经试着清除这种虚荣，却怎么也做不到。于是，如果有东西到了我手上，我就会贬低它的价值；可是一旦这件东西不在我手上，我又会觉得它很有价值。很多人都有这种心态，这可能是权威思想在作怪吧。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丈夫会对妻子抱有一种恶意的轻视，父亲也会对孩子抱有恶意的轻视。我也是这样，面对两部作品，我总会想方设法地挑自己的作品的毛病。

这不是因为追求完美的心态降低了我们的判断力，从而使我不满意自己，而是因为人一旦拥有了某种东西，就不会再重视它。相对来说，遥远国家的风俗、制度、语言更能引起我的兴趣。我迷上了严谨的拉丁语，这种迷恋超过了限度，使我看起来像孩子和庸人一样。即使我家有价值与邻居家相当的财产、房屋和马匹，我也会认为邻居家的比我家的好，因为它们不属于我。况且，我对我家的情况一无所知。

对于那些对自己有信心和期望的人，我非常欣赏；可是对我自己，我却不知所措了，也不敢说自己能做。我没有估算过自己有多大能力，只是在做成一件事情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做更多的事。因此，当我工作顺利时，我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运气好，而不是因为我能力强。我在做计划时，也抱着这样的想法，因此难免经常提心吊胆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讨论古代对人的整体看法时，我最关注的是那些给我们以最强烈贬低和打击的部分。在我看来，哲学一语中的地攻击了我们的自负和虚荣，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我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能。因此，我认为自命清高不但会助长个人的错误，还是整个社会的错误思想的根源。那些骑在墨丘利的周转圆上俯视天庭的人，在我看来像拔错牙的庸医一样令人难以忍受。我在认识人的过程中，发现人就像一座变幻莫测的迷宫一样充满了未知。即使都是研究智慧的学派，他们对人的认识也莫衷一是。虽然人们对自身及环境的认识不同，但是这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既然人们自己都说不清这些议论是怎么开始的，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解释自己是如何掌控、玩弄学术的，我又怎么会相信他们对尼罗河潮涨潮落原因的论述是正确的呢？圣经中记载，人对事物感兴趣其实是神强加给人的一种痛苦。

我对自己的估计很差。我觉得，别人对我的估计，很少会低于我对自己的估计。

我是一个普通人，只有几点与众不同。一是会犯一些常见的低等错误，并承认错误，而不会为了得到原谅而找借口。二是有自知之明，并且不掩饰这一点。当然了，如果获得了荣誉，我也会喜形于色，但是仅此而已，绝对不会让荣誉影响到我的判断。

我只是被浸湿了，并没有被染色。

说实在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的精神产物都无法让我满意。即使有人称赞我的作品，我也无法坦然地接受。我的情趣很细腻，而且很挑剔，对于那些涉及自己的情趣更是如此。我认为自己老是优柔寡断，所以我不断地否定自己。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主意。我有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在真正需要运用洞察力时，它又会变得模模糊糊，尤其是在我写诗时。我对诗歌充满了兴趣，还能比较专业地评论别人的诗歌，可是轮到我自己去创作时，我却变成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幼稚孩童。在其他事情上可以装傻，在诗歌创作上却不行。

向上帝祷告，祈求他能在所有出版商的大门上张贴禁止庸俗诗人进门的纸条。

现在已经看不到不自信的诗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大狄奥尼修斯认为，他最高的成就是诗歌。他在奥林匹亚竞赛时期，请几名诗人、乐师带着皇家地毯，坐豪华马车去赛场上介绍他的诗歌，开始朗读他的诗歌。刚开始时，人们觉得他那抑扬顿挫、气势雄浑的诗句很有魅力，可是渐渐地，人们开始觉得这些诗句没有活力。人们先是显露出轻蔑的表情，接着就开始评论起来，最后忍无可忍地冲进场内，推倒了所有的营帐，撕破了帐篷，这才消了心头的火气。

大狄奥尼修斯还参加了赛车，可是成绩平平。此外，他还派手下人乘船向西西里岛前进，可是船在前进途中遇到了暴风雨，被吹到塔兰托海边，撞得支离破碎。人们断定，这是神在听到他那首拙劣的诗歌之后也异常愤怒的结果。这种说法，甚至连在海难中幸存的水手也认同了。

关于他的死亡，神的预言和人们的说法也是一致的。神的预言是，大狄奥尼修斯在战胜了比他优秀的人就会死亡。可是，大狄奥尼修斯却认为这个预言会在他与实力雄厚的迦太基人交战时应验，因此他在与迦太基人交战时经常故意贻误战机，以免神的预言应验。可是，他没想到神的预言却在他的诗歌上应验了。当时，他不惜向主事者求情，还贿赂主事者，所以在雅典压倒了那些比他优秀的悲剧诗人，抢先把他的剧本《莱内尼亚人》搬上了舞台。由于兴奋过度等原因，他在取得这次胜利之后没多久就突然死亡了。

我认为我的作品还行，这倒不是我在谦虚地说我的作品很好，而是我觉得它跟某些受人推崇的作品相比要好一些。有些人知道从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工作是获得欢乐最方便的方法，因为这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轻易地实现，最多也只要坚持不懈就可以办到。我很羡慕这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我认识一位诗人，他的诗歌无论是对强者还是弱者来说，都是不知所云的；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场所，也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地下，他的诗歌都是一窍不通的。他知道这一点，可是他却置若罔闻，依然像以前一样不断地加工、修正，根本不受影响。这种现象，在他的观点不被其他任何人赞同时尤其明显。

有一个模糊的形象在梦里向我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想法，可是我却抓不住它，自然也无法利用它。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太好。因此，我认为古代那些伟大的智者拥有超出我们想象的思想。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会感到满足和充实，并佩服得五体投地。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体味到了美，也看到了美。尽管我对他们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但也足以令我对他们抱以仰视的态度，让我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我的行事风格与普鲁塔克提到的色诺克拉非常相近，比如，我会为了求得神的眷顾而去祭拜美惠三女神。

可是，这三位女神却从来没有眷顾过我。我写出来的东西，既粗糙又缺乏柔美之感。我不知道如何充分、透彻地描绘出事物的风貌，也不会给题材增光添彩。因此，被我选中的题材，本身要有强烈的吸引力。由于天性，我喜欢采用那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而不喜欢时下流行的既矫揉造作又沉闷的题材。除了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之外，我还会选择一些严肃、朴实的题材，目的是使我的性情开朗一些，而不是使我的文风显得活泼。至于我在这里提到的文风，只是一种无定形、无定义、无段落、无结论的东西，它来自民间，就像缺乏审美感的阿马菲尼乌斯和拉比里乌斯的谈话一样含糊不清。

我不会用引人入胜的悬念来取悦别人。即使是世上最好的故事，经过我一处理，也会变得枯燥无味，更不用说生动了。我有什么就说什么，而无法像我的几位朋友那样谈笑风生。这几位朋友，可以自如地跟初次见面的人说笑，令一群人都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讲话，而且能够不知疲倦地一直说下去，甚至引得王爷也兴致勃勃地听着。对他们来说，什么都可以当作话题。他们在听到一条新消息之后，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转述成迎合听者心意的信息。

王爷们不喜欢听严肃的话题，可我却不是巧舌如簧之人。有些道理一开始就说得很对，这种道理总是最容易被人接受。可是，即使是这种道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利用，真是太差劲了。在谈论事情时，我总是先说那些我最近才知道的事。西塞罗认为，在书写哲学论著作时，最令人感到难办的就是引言。有些话即使说得对，我也会在结论上找茬。

虽然演奏前要调整好琴弦的音调，但是最高音调在演奏中使用得却是最少的。举起一件轻轻的物体需要技巧，托起一件重重的物体也一样。处理事务时，有时只需做表面工夫即可，有时却需要深入研究。我知道，大多数人都处在根据表象了解事物的低层次阶段。我还知道，色诺芬、柏拉图等圣贤在与人谈论和处理事务时，也能表现得既随意又和蔼可亲，因为他们内心充满了儒雅之气。

另外，我的语言也不流畅，而且没有技巧，都是信笔写成的粗俗、率直的话语。我会这么写，不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主张，而是天性使然。不过，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刻意和做作的印象，我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即语言过于随意。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实在很难。虽然我的思路像萨卢斯特一样明晰，并且跟他合拍，可我还是喜欢重现凯撒杰出的一生，虽然这一点很难实现；虽然我的语言走的是塞涅卡的老路，可是我内心却认为普鲁塔克的语言更好。无论做事还是说话，我都率性而为，因此我的说话水平要胜过写作水平。动作和行为会令人在行动的同时不由自主地说起话来。这种影响，在像我这样会突然激动不已的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滔滔不绝地说话，会使原本没有生气的事物具有某种意义。行为、表情、声音、饰品、姿态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在梅萨拉所处的时代，人们的一些装束是紧身的。因此，梅萨拉在塔西佗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连演讲台的形状都会妨碍他们慷慨激昂地发表言论。

我那粗俗的俚语严重影响了我法语的发音及其他方面。在我们那里，所有人说话都带有浓重的乡音，这让那些听惯了纯正法语的人根本接受不了。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精通佩里戈尔方言。相比之下，我使用得较多的是德语。不过，我并不担心俚语带给我的不利影响，因为它就像我周围各地的人所说的普瓦图语、圣都瓦语、昂古莱姆语、利摩日语、奥弗涅语等语言一样，是一种既拖沓、啰嗦又令人有一种柔顺之感的方言。在我们北面有一个山区，那里的人说加斯科涅语。我觉得这种语言不但简洁明了而且掷地有声，不但富于美感和尚武精神，还具有一股阳刚之气，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方言。另外，这种方言语速快、用词得体，不同于既优雅、细腻，又丰富多彩的法语。

我把拉丁语当作母语学习，却没有经常练习，所以不能说出一口流利的拉丁语。不过，我的拉丁语写作还不错，曾经被人称为“夫子”。在语言方面，我也就这一点儿本事。

心灵美在人际关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可以让人们融洽地相处。即使是粗野或忧郁的人，也会因为心灵美而动容。另外，身体对我们来说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慎重对待它的组织结构。如果谁把心灵和身体这两个主要部分分割开来，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命令心灵不要只顾着自己，不要把不入它法眼的身体抛开，也不要让身体除了笨拙地模仿之外什么也不会做，而应该与身体结合起来。心灵要与身体融为一体，要喜爱、帮助、监督、锻炼身体，在身体遇到困难时给它出谋划策，在它走错路时规劝它重返正路，做它的丈夫，与它步调一致。

灵魂与身体相结合的教诲是基督徒所接受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主张将灵魂与身体结合起来，目的是使身体也能像灵魂一样得到永生。上帝会根据人的行为决定是惩罚还是奖励他。

逍遥学派是所有学派中对民俗研究得最精深的。它认为，能够为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体带来福音的只有智慧。另外，它还指出其他学派并不重视这种结合，都只片面地强调灵魂或身体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以及作为主导的大自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区分这个人比那个人好的依据，很可能就是二者谁更具有美德。

跟一般人相比，我不够高大。身形矮小是一个缺点，它削弱了身居要职者的气势，也会带来很多不便。可是，如果一个人既英俊又有权势，那么他站在那里就能代表权威。

马略歧视身高不到六尺的士兵。卡斯蒂格利奥纳也一样。他在《侍臣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他选择侍臣的标准之一就是中等身材，否则，人们就会对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指指点点。即使这一条件无法满足，他也宁可选择身材较矮的人，而不考虑身形高大的人。我认为，这种方法不能用在挑选军人方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漂亮的矮个子男人，但是绝对没有帅气的矮个子男人。相比之下，高个子男人就很有优势，高大的身形令他们看起来心胸宽大，也更加英俊。亚里士多德还说，在埃塞俄比来和印度，竞选国王和官员的人要具备外貌和体形优势。这么做不无道理。因为，貌若天神的国王和官员，更容易取得侍从的尊敬，也能令敌人产生敬畏之心。

对于伟大而又神圣的天主的一切教诲，我们都要认真、虔诚、满怀敬意地仔细领会。天主也是注意仪态的：“你的美超过世人。”（《圣经·诗篇》）

自制、坚强和美貌，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倡的，它们普遍存在于官员身上。

如果你是老爷，碰巧在你混杂在仆人中间时，有人问你的理发师或秘书“老爷在哪儿”，然后才来到你身边，那你就太悲哀了。这样尴尬的事，可怜的菲洛皮门就遇到过。当时，他去别人家里做客，女主人不认识他，又看他相貌平平，就叫他去帮助女佣准备接待他的食物。他的侍从赶来时，看见他正照着主人的吩咐忙来忙去，就惊讶地问他在做什么。他回答：“我在赎罪，谁叫我长得太丑！”

身形高大是男性唯一的美，至于其他的美，都是属于女性的。身形矮小的男人，即使拥有宽阔的前额、澄澈的眼睛、小巧的鼻子、秀气的嘴巴、整洁的牙齿、浓密的胡须、卷曲的头发、鲜嫩的皮肤、动人的表情、匀称的四肢，即使能够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也称不上美男子。

我身材结实而粗大，腮帮子鼓鼓的，时而高兴时而忧郁，会给人一种沉闷的感觉。但是，我身心健康，上了年纪也很少生病。

我一直都这样，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回想往事，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从今以后，我将不再是原来的我，因为我跟以前相比只有一半的精力。一天天过去了，我也在不断行走，而且离自己越来越远。

我一向不够机灵，动作也不敏捷，而我的父亲直到古稀之年还精力充沛、心情开朗。在体育运动方面，我的父亲比那些与他地位相当的人都要好。而我却相反，我只有赛跑可以跟人家相比，但是水平也很一般。至于其他方面，我根本比不上别人。我没有音乐天赋，也没有人教我如何演奏乐器。我曾经学过舞蹈、网球、摔跤，可是只学了一点儿皮毛就没再继续了。至于游泳、击剑、骑马和跳高，我也不会。

我双手笨拙得写出来的字连我自己都看不懂。因此，我宁可重新写，也不愿意费心地辨认我写过的字。我书也念得不好。我想，听我念书的人，应该会感到压抑。由此可见，我也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把信折叠得漂漂亮亮的，也不知道怎么修羽毛笔、如何正确地使用餐刀，更不用说给马套鞍鞯、侍弄猎鹰，或是跟狗、马或小鸟聊天了。

总的来说，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是相称的。虽然我做不到时时刻刻心情愉快，但是我的精力一直很充沛，也不怕干重活。

如果是我自愿干的重活，我会想干多久就干多久。也就是说，我要是没有意志和兴趣的引导，肯定会一事无成。因为，我一向自由散漫，只会强迫自己用精神去换取健康和生命。自由散漫既是一种天性，也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要我耗费心神，就像让我放血一样困难。

我的心灵习惯了独来独往。时至今日，也没有哪一位领导或严师教我该怎么走，所以我一直都是这么往前走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变得娇气起来，也不会为别人着想，一心只想着怎么做才能对自己有利。这种迟钝、散漫的天性，对我来说好像也无所谓，没必要去改正。因为，我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幸运儿，没必要追求所谓的更好的生活，也不想再得到更多的东西。

我需要的是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也就是能够做好自我调节。我们一生会有各种境遇，要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进行自我调节，并不是容易的事。由经验可知，在富裕时进行自我调节，比在贫穷时进行自我调节更加困难，因为我们的欲望是不容易控制的。挥霍成性的人，对财富的渴望比贫穷的人要强烈得多。节制比忍耐更难得。

我需要的是安静地享用上帝赐予的财富，并用心生活。只有这样，生活才不会无聊。至于我的事业，我从来没有操过心，都是由别人提出来之后我才会去管理的。我会在规定的时间内用自己的方式做好我的工作，所以他们很信任我，不会催我做这做那。只有劣马才会被一位优秀的驯马师驯得直喘气。

我童年时接受的是宽松的教育。我温顺、乐观的性格就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如果我给别人带来了损失或烦恼，我希望他不要告诉我，这样我就不会为此而烦恼了。此外，我还随意地把家里的日常开支记在了我的账本上。不过，我不会严格按照账本办事，以免整天为损失而闷闷不乐。

跟我一起生活的人，如果你没有心思好好做事，却又不想让我知道，那么我希望你可以像模像样地欺骗我，因为我不够坚强。虽然我知道我们一生必然会遇到一些厄运，但是当我真正遇到厄运时，我却很难忍受这种打击，也无法振作起来解决问题，只好让一切听天由命。而且，我一遇到困难就会往坏处想，等到坏事真的来临时，我又能坦然地承受。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所以在工作中也是这么做的。

遇到危险时，我想的最多的不是如何逃离危险，而是顺其自然，因为即使无法逃离危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但是我能控制自己的心态。既然这件事情不适合我，那我就去找适合我的事情做。我没有能力逃避或强迫命运，也无法掌控命运。我在做一些既微小又艰苦却不可或缺的工作时，会耐不住性子。对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为一些悬而未决的急事担心。即便是一些小事，如果让我一直纠缠在其中，我也会烦的。我觉得，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拿主意，比等时机成熟之后再拿主意要困难得多。

我很少会因为情欲而失眠，却经常会因为犹豫不决而彻夜难眠。这就像走路一样，人们会为了避免向两边歪倒而走进主要供车马通行的泥道里，这样就不用担心会跌倒了。跟面对悬而未决的事情相比，我宁愿倒霉透顶，因为悬念比吃苦头更折磨人。

当坏事降临时，我可以像男子汉一样勇敢面对；可是，当事态还没有确定时，我却只能像一个孩子似的不知所措。害怕跌倒带给我的恐惧，比跌倒本身更可怕。得与失并不是相称的。贪婪的人比贫穷的人更容易受欲望的折磨，嫉妒的人比戴绿帽子的人更痛苦，强行占据葡萄园的人比放弃葡萄园的人遇到的麻烦多。阶梯的第一层最结实、最稳当。你想做什么，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因为你是不需要依附他人的独立个体。

下面说一说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贵族的故事，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哲理。这位贵族不但能言善辩，而且喜欢跟人开玩笑，整天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直到年纪大了才成家。他曾经围绕着戴绿帽子这个话题嘲笑过很多人，后来他想要成家，可是又担心有人揭自己的短，就娶了一位风尘女子，并跟她做了一个约定：他们在日常问候时，他称她为“婊子”，她称他为“乌龟”。有人来他家做客时，他跟客人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个话题，而且说得尖刻至极，以免有人在背后说出更难听的话。

至于野心，它就像我的女儿或是一位自命清高的邻居，我对它没什么要求。如果我走向它，那也一定是命运的安排。因为，在我看来，野心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希望，要我费尽心思、忍气吞声、历尽艰难地追求它，我根本做不到。

我只关心我能够看见并掌控的东西，而且不会让它们远离我。

有人认为，即使有倾家荡产的风险，也要放手去搏一搏，这样才可能有出头之日。我却不这么认为，如果你有能力保持你已有的富足生活，却为了虚无缥缈的财富不惜放弃一切，那才是不理智的表现呢。如果是那些穷途末路的人，为了过安稳日子而孤注一掷，那还可以理解。

我可以原谅那些把遗产挥霍一空的后代。可是，对于那些有责任保护一家人荣誉，却因为自己的错误而使全家人都陷入困境不能自拔的人，我却无法原谅。

以前有些好友劝我寻找一条摆脱欲望的捷径。我听了他们的劝告，已经从欲望中摆脱出来，过着离群索居的平凡日子，同时也自知没有干大事的能力。

已故的掌玺大臣奥利维埃说：“法国人就像猴子，顺着枝叶不停地向上爬，却不知道爬到树顶之后自己的屁股就露出来了。”

我身上具有很好的品质，可是我却觉得它们在这个世纪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我生性随和，可是别人却认为我懦弱；我讲诚信而有良心，可是别人却认为我缩手缩脚；我很坦率，而且崇尚自由，可是别人却认为我轻率、鲁莽……有时候，不幸也是一种幸运。生活在一个丧失道德的世纪，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时你可以很轻易地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善良人的标准很低，比如不弑父杀母、不亵渎神明……

君主重赏提倡善良和公正之人的情况，在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出现过。如果有人轻易地做了这一点，并因此获得了信任和爱戴，我就会非常欣慰。虽然暴力可以解决问题，但它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在集体战争还是在单打独斗中，商人、村官、工匠都比贵族表现得更出色。他们不但英勇，而且富于智慧，具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老百姓，就会削弱君主的表率作用。这时，君主可以发扬那些早已被遗忘的良好品质，比如人道、坦诚、正直、节制、公正……国王要想成就大事，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最能鼓舞民众意志的品质是仁慈，它可以让民众服服帖帖的。西塞罗说：“施仁政最易得民心。”

如果国王真的这么做，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当然了，跟以往的几个世纪的人相比，我只是一个平庸的人，根本不敢自称是一个伟大的人。在以往的几个世纪，人们不会睚眦必报，不会言而无信，不会心口不一，不会随波逐流，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信念，即使报仇也不会采取毒辣的手段。单是这些，就足以表明当时的人品质很优秀了。我宁愿为工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改变信念。

现在，人们非常推崇虚伪的新道德。在我眼里，这种新道德既卑怯又低劣，再没有比它更恶劣的了，所以我对它恨之入骨。提倡这种道德的人，用这种道德作为假面具来遮掩自己的怯懦和奴性，以免被人看穿。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学会了言而无信，久而久之，连说谎都变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没有人会因此而感到良心不安。真正高尚的人，是不应该背信弃义的，而应该向人们敞开心扉。人性只有在光明正大的人身上才会出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爱憎分明、襟怀坦荡、真理至上的人，才是心灵高尚的人。阿珀洛尼厄斯说：“只有奴隶才会说谎，真正的自由人民是不会说谎的。”

诚实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美德，因此我们必须热爱它。如果一个人是因为受义务和利益的驱使才说真话的，那么他还不算是真正的实诚人。如果一个人认为说假话无伤大雅，因此说了假话，那么他自然也不是一个诚实人。

我无法容忍谎言，我一想到它就会感到厌恶。可是，当我必须迅速做出反应时，我也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每次事后我都会觉得羞耻，心里充满了内疚。

我不赞成说谎，并不代表你可以傻乎乎地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不过，一个人说出来的话，至少要跟他内心的想法一致，不然就是恶意的欺骗了。有些人整天弄虚作假、花言巧语，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了什么。长此以往，即使他们说真话，也没有人会相信。骗人一两次，人家就不会再上你的当了。就像古代的马其顿人麦特鲁斯所说的，有些君主说假话和大话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平常。如果他们的衬衣发现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最后也会葬身火海。麦特鲁斯还说，这些君主信奉“只有弄虚作假才能统治人民”的信条。他们这样，岂不是在向人们暗示他们所说的话都是假的？

西塞罗说：“如果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不讲诚信，那么他只会让人觉得他更可恨、更可疑。”有人自诩可以像提比略一样言行一致。如果谁相信这个人的话，或是被他的表情打动，那他就太天真了。这样的人，在跟人打交道时说话不算话，他们这么做能有什么好处呢？

不忠实于事实的人，对谎言也一样不忠。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只会根据政绩来评价一位君主，而不注重他是否重义守信，也不关心他是否具有良知。他们会这么向君主进言：神已经把国家打理得井然有序，完全可以为了使国家更强盛偶然失信一次。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失信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他们这一生，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止一次地失信。就像做亵渎神明、暗杀、叛变等坏事大多是为了获得好处一样，他们第一次失信也是因为利益。可是，正是因为他们的第一次失信，以致没人再相信这位君主，更不用说与他缔结盟约了。

违背承诺、破坏誓约是奥斯曼家族的传统。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帝国苏丹苏莱曼二世率军队来到奥特朗托海峡，他听说，梅尔库利诺·德·格拉底纳和卡斯特罗的居民开城投降后，被关押了起来。这样做违背居民们提出的投降条件，苏莱曼二世在这个地区还有更大的野心要去完成，而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会有损他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形象。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那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苏莱曼二世下令放了被关押的居民。

但我更欣赏那种直接坦率、快言快语的人，纵使这样的人有时会有些惹人嫌，我仍觉得他们比那些阴奉阳违，心机极深的人可爱。

我也知道，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一直保持坦率和开朗，多少会显得有点清高和顽固。这使我有时候会在该有所节制的时候，还是任性而为。遇到事情总是因为太过激动，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也可以说是行为处事时，没什么城府，太过顺其自然。就算是和大人物在一起，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拘束，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安然自处。如果我对世俗人情有所察觉的话，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做是多么的唐突和失礼。

但我生来如此，此外我的脑袋也不那么机灵，面对直接明了的问题，从来不会拐弯抹角，躲躲闪闪地回避过去，也不会说些谎话搪塞过去。因为我没信心记住这些谎话，没信心说谎时不被看出来，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懦弱，于是强装勇敢。既然如此，就不要为难自己，还是让天性领导自己的言行吧。坦率直言，让天性来决定要做什么，怎么去做，这样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轻松自然。

亚利斯提普说，哲学让他最受益的事情，就是面对任何人都能表现得坦率真诚，从容不迫。

记忆力是一件很好的工具，很好地对它进行利用，就能达到目标。但是我的记忆力很差，跟我说话时，不能同时说很多事。如果一段话中有包含太多的信息和问题，我就没法很快做出反应或是予以回答。交代我做什么事时，我都会用笔记在本子上。要长时间地发表演讲，我就只能用最原始，也最辛苦的办法，就是把演讲内容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否则我就会很慌乱，很怕记忆出了差错，让自己方寸大乱。

老实说，这样做的确很辛苦，因为记住三句诗要用掉我三个小时。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作品，我有权做任何修改，但是前后次序的改动，用词的变化，会使内容也不断变化，这样一来，这就加大了它的难度，我自己都记不住。我越是害怕记忆出错，记忆就越出来跟我捣乱；倒是无意间记起的东西，反而更可靠。也许我不该把记忆看得太严肃了，因为我越是着急，记忆就越紧张，于是开始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我越是想要记起得更多，记忆流失得就越多。它也非常任性，不会根据我的需要来帮助我，而是在自己设定的时间里出现。

除了记忆力，在其他方面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放松自己，不去理那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我就能轻松自在地完成事情；让我在命令的压迫下，紧张地从事，我反而无所适从。

身体也是如此，四肢本来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但是当我硬要将任务强加给它们，并让它们限时完成时，它们就会不听使唤。这种粗暴的强迫激发了它们的逆反，让它们对我产生抗拒，蜷缩着伸展不开。

过去，在聚会中，如果有人向你敬酒就一定要喝，要不就是很没礼貌。有一次，我接到邀请参加了一个宴会，其实那是个很随意的场合，但是我当时想逞英雄，硬要遵照当地的风俗，以博得在场的女士们的好感。结果，我当场就出了丑。因为那样做完全不符合我的生活习惯和个性，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后来搞得喉咙里好像被塞了东西，再也喝不进去任何东西，而宴席上该喝的酒也没喝。我本来以为是众宾客开怀畅饮的场面，结果把自己灌得喝不进去了。

平时喜欢幻想，行为特异的人遇到类似的事情，表现得就会特别夸张。但是，想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谁都可能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曾经有位百步穿杨的弓箭手被判处死刑，法官判决时说，如果他能在射箭测试中箭无虚发，就可以撤销死刑的判决。但是这位弓箭手拒绝了这个让自己活命的机会，因为他因为担心自己面临这样大的压力，会因为过于紧张失手，这样的话不但还是会死，就连自己神射手的名誉也保不住了。

一个人在熟悉的地方散步，当他陷入沉思的状态后，迈出的脚步会非常均匀，大小和频率保持在一个值上，很少有变化。但是，如果你刻意去测量脚步，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在自然状态下偶然为之，反而要比花很多心思去做它时，效果更好。

我的书房位于我所居住的房屋的一个角落，在村子里，它算是比较讲究的。如果我突然来了灵感想要去那里写些什么，或者想去找某样东西，就要穿过院子，但我又害怕走在路上时忘记了，就把我要做的事情告诉别人，请他们到时候提醒我。而且，一路上，我不敢撇开话题，因为我知道一旦这样，我一定就找不到原来的思路了。因此，我在和别人说话时，就显得生硬、乏味。那些和我朝夕相处，伺候我的人，我都很难记住他们名字，平常都是用他们的职务或是他们家乡的名字来称呼。我最多只能记住一个人名字的头三个音节，或是开头结尾的字母。

如果能长命百岁，我可能也会像有些人那样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梅萨拉·科维努斯的生命有整整两年是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谁的，听说特拉布松的乔治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把这样的情况和自己联系起来时，我经常想，在那种状态下要怎么生活。如果我也像他们一样，能否不被失忆本身困扰，仍有心情开心地生活。我更深层地担忧，是自己会因为失去所有的记忆，而导致心灵的空虚。西塞罗曾说过：“记忆除了是哲理的总结，也是你所有经历的印记和艺术形成的唯一场所。”

我经常会不记得自己不久前已经传了什么话，或是收到了什么消息，想不起我把钱包放到哪里去了。西塞罗说：“老人们即使健忘，也会清楚地记得自己把好东西藏在哪里了。”可是这个说法好像不太适用于我，因为我总是因为想不起把它们藏在哪了，而丢失特别在乎的东西。

记忆可以用来存储和积累知识。可是，我的记性太差了，所以掌握的知识不多，也没什么可埋怨的。读书时，我习惯浅尝辄止，对很多学科有所了解，但大多数是只知道它的名称和大概的内容，更深层次的东西就不知道了。倒不是说我能记住的东西，是随处可见的，只不过我会通过自己的判断，过滤掉像作者、地点、对话内容这些信息，加入自己的想象和推断。

我只能说我健忘的个性实在是太突出了，就连自己写过的信，或是完成的作品也未必能全都记住，因此如果有人将我的文章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我可能也意识不到。如果想要问我我所引用的那些诗句或是事例都是从哪里来的，我恐怕也会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只是当德高望重的学者们发表出精辟丰富的言论时，我愿意躬身乞求，我相信他们的话很权威，同时还绽放着理性的光芒。如果我写的书和其他的书一样被否定，或者我因为记忆导致我书写的和我阅读过的，我坚持的和我去学的东西有些不同，我不会觉得很难理解。

记性差不是我唯一的缺点。我的思想很迟钝，经常是最简单的谜语，也会让我卡壳。对于象棋、跳棋等智力游戏，我通常要很久才能领会，不过一旦领会了我就能成为个中高手。我可以高瞻远瞩，但是因为容易疲劳，不能在书案前坚持很长时间，因此需要有人从旁协助。

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不管他平常看来是多么平庸和愚笨。而且，不管你的闪光点隐藏得多么深，都会有某个时机让它可以显现出来。有些人似乎做任何事都迟钝，但却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的才能，能达到一般人达不到的程度。美好的心灵有很强的包容性，或许它就是那种未经雕琢的璞玉，但是一经雕琢，就会大放异彩。

我这样说其实是想做自我批评。因为平常我们因为懒惰、懈怠，面对事情时经常得过且过，不够认真，这是和我所主张的相背离的。说起来真的很羞愧，我对很多基本的常识都一无所知，比如，我是在农村长大的，自从代管我的财产的人把这些财产交给我之后，我就是一家之主了。但是我不会算账，有很多货币不认识，也不会区分农作物；还有就是小孩们随口就能说出来的农具和农业常识我也不知道。

很快，人们就发现我不知道到做面包时还要放酵母，不知道为什么葡萄酒需要发酵，为此我觉得颜面无存。古代雅典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人如果能麻利地将荆棘扎成捆，就说明他很有数学天赋。而我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就是把我放到什么都有的厨房里，我还是会饿着肚子。

这些只是我的“优点”的一部分，以此类推，应该很容易想象的出其他的“优点”会让我受怎样的苦了。但是，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让人能够了解我的真实情况，所以纵然我的话有些俗气和肤浅，我也不会感到不安和愧疚。受题材的限制，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可以接受人民批判我这样做的意图，但是不能接受对我的这种表达方式的抨击。因为，不用别人说，我自己也知道这本来多么没意义，多么不值一提，还有就是我这样做到底有多荒谬。由此可见，我根据自己的认识写出这些随笔，并不全是胡言乱语，无稽之谈。

谁说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就必须是醒世格言，我也有说废话的权利。即便是废话，我也不会掩耳盗铃。知道自己难免会犯错，因此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越是这样，反而越会出错，顺其自然有时反而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做了错事后，是很容易找借口为自己开脱的，一句性格鲁莽就行了。我也不能免俗，总是为自己做的坏事找托词。

在巴勒杜克时，我曾看到西西里国王将自己的铅笔自画像，送给国王弗朗索瓦二世作为纪念。既然他可以用铅笔自画，那么别人用羽毛笔给自己画像，应该也无可非议吧？

我知道自己有优柔寡断的毛病，在人前我总是试图掩盖它。事情没有清楚明白前，我很难做出决断。在国际谈判时，这个缺点往往是致命性的。彼特拉克说：“我心中模糊，没有‘是’，也没有‘非’。”

观点明确后我会坚持到底，但是这之前我不知道选择哪种观点去坚持。

在处理世间的事务时，不管你所属的宗派是什么，都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找到合理性的证明（哲学家克里西波斯说，他的老师芝诺和凯瑞昂格斯交给他的只是基本的原理。掌握这些原理后，他自己就足可以完成补充证据，进行论证的事情了）。不管我怎样说怎样做，总可以为找到支持自己言行的证据和理由，因此，没被逼到别无他法时，我总是犹豫不决，难以做出决断。说实话，即使被逼到绝路，我也经常用些迷信的小伎俩，让上天替我做决定，凭借偶然做出选择是我轻率的天性使然吧。正如泰伦提乌斯所言：“一点点的疑虑，都会让我的心摇摆不定。”

综合起来，面对选择我倒向两边的几率都差不多，所以抽签或是扔硬币这样的方式反而来得更快。我一直非常关注人性中的弱点，因此关注神的历史中这样记载：“众人在抽签后，选定了马提亚”《圣经·使徒行传》遇到难以做决定的事情，神也是听从命运和巧合的安排。人的理性是一把双刃剑，有时会很危险。就连被视为最理性的苏格拉底，拿在手里的手杖也不止一个头。

我没有自信去领导和指挥，因此属于那种只能人云亦云，跟在大多数人后面的人。并且，我不排斥跟随在别人后面。对于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我宁可让比我更有主见，更有判断力的人去做主，而不愿冒险，我总是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决定。西塞罗说：“对什么事都持赞成的意见，本身就是个不可靠的习惯。”特别是从政者如果有这个习惯，那么将面临无穷无尽的混乱和指责。

马基雅弗利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都有根有据，逻辑严密，但别人还是轻易就能将其扳倒。同样，扳倒这些论点的人也很轻易地又别被人扳倒。由此可见，什么观点都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人们的小人之心，总是可以找到别人的漏洞，反驳他。然后他们也会遭受别人的反驳，就这样你反驳我，我反驳他，他又反驳别人……无穷无尽，没完没了。

人们驳斥别人，无一不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但是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所不同，因而总结出的经验也各不相同，由此反驳的根据也形色各异、千奇百怪。当代某个有学问的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历书上的记载有冷有热，有干燥有潮湿，总是要打破语言；如果有人打赌预言的事会不会发生，选择“会”或“不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选择那种肯定会发生的事打赌，要选像圣诞节时会骄阳似火，圣约翰节会寒风刺骨这样的事。

这让我联想政治观点，你在其中有什么样的地位都没关系，只要不挑战那些确定无疑的最基础的条约，不管对手是谁，你可以干得同样出色。还有，就是我认为在社会中那些约定俗成的公约，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被大众认可并稳定下来后，就没有什么可以更改的必要性了。如今的社会道德沦丧，人们堕落的速度快得惊人。我们以往形成的习俗、制定的法律中，可能有些事非常蒙昧无知的。虽然费了很大力气，想要改变它，还是会功亏一篑，但是要让它停止转动，给这只轮子里插进一根棍子，我还是会尽力而为：

在我看来，最坏的形势莫过于社会动荡。这时，法律就会像衣服的款式一样，时时都在翻新。世间的事没有不存在缺陷的，因此要找出一项政策的漏洞，可谓轻而易举，况且让人们对那些繁文缛节嗤之以鼻本身也不是什么难事。一件事无论谁去做都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做出除旧布新的努力后，改革者中间还是会有人无奈得叹息摇头。

我做事不够谨小慎微，而且喜欢跟从大众的趋势。可以听命于别人的安排，什么都不用去想，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其实是很幸福的，起码比那些运筹帷幄的人幸福，因为他只要听从差遣就可以了。喜欢动脑子，坚持己见的人是不会轻易听命于别人的。

现在再回来说我自己，我一直都不讳言自己有缺点，而这也正是我唯一一个让我自己欣赏的优点。我说的道理都是最平常，最简单、最普遍并易于接受的，没有人会觉得自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也许这一点是存在矛盾的，它是一种疑难杂症，但又不会让人轻易就发现。而病人自己却可以一眼就将它看透，就像阳光驱散浓雾一样。认识到这个问题，就会产生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在自我救赎。

不管是入室抢劫的盗匪，还是身体娇弱的女子，都觉得自己面临问题时可以应对自如。让我们称赞别人勇猛魁梧、才华横溢、经验丰富或是面容姣好都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让我们承认某个人的判断力比自己强，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当听到别人提出某个观点，虽然承认那是很有道理的，但还是认为其实自己朝这方面努力的话，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看到别人的文采、风度或是其他方面比自己优越，我们心中肯定会有所触动。仔细思考时，总会觉得别人的观点似曾相识，好像以前自己也想到过。如果不是存在很大差距或是根本没有共同点，人们很难分辨那人被人认同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其实就算差距很大，也很难自己做出区分。所以我并不欣赏这种做法，也不认为这是值得期待的，毕竟这种雕虫小技有点欺世盗名的嫌疑。

另外，你写的书是要给谁看的呢？学者对一本书做出评价时，关注的只是它的学术价值，但是我们写作时，则是从知识和艺术中汲取营养。世间多的是凡夫俗子，他们读不懂博大精深的鸿篇巨制。西庇阿家庭的成员认为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按照这种观点，谁还能说出值得思考的言语？还有一种人为数极少，我们中间很少有知道他们的，他们很自信，处事坚守原则，没有可以回旋的余地。他们对名誉地位都不屑一顾。不要试图去奉承他们，否则恐怕会白白浪费时间。

俗话说的好，在上天赐予的天赋中，只有良知做到了人人平等。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良知心存不满。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无论任何人，要想称得上有远见，必须先要超于自身狭隘的视野。对于自己的观点，人们自然会觉得正确无误。可是，世上哪个人不是这么认为的呢？当然，我对自己评价不高就可以作为证明这个观点的最好论据。因为我对自己的偏爱，那些不够充分的证据只会被我抛弃。这和人只会关注自己，不会将情感分散到他人身上是同一个道理。与其他人不同，无论是各种亲友，还是财富地位，都不是我会关注的对象。除了自身以及精神上的平静，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得到我主动付出的感情。

对于自身的缺点，我觉得自己提出的观点通常都非常大胆，而且一向如此。当然，这是我所使用的一个论题，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判断力。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视线总是投向别人。我则刚好相反，我的视线好奇又固执地只对准自己。当人们只看得见正前方时，我却在向里看，持续地观察着自己，监控自己，体验着自己的意识。

我喜欢游弋于自己的内心，而其他人则习惯向外走，一直向前。

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意志。暂且抛开内心的状况，正是由于自己主观意志的决定，我才能拥有坚定的信念，才可以对事实的真相做出判断。可以说，我天生便具有最坚定的基础思想。而且，它们的形成与我的天性完全契合。虽然有些粗糙，不够完美，但我习惯表现它们最真实的一面，既不会扭捏作态，也不会精雕细琢。

后来，我也曾见到过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或是记录于权威著作中，或是藏于过去贤人的语录中。在它们的帮助下，我树立了自己的思想，并日渐充实成熟。我的意志也因此更加坚定，分享着全面掌握的快乐。

当别人看重思想敏捷，并希望以此得到赞扬时，思想谨慎是我的目标。当别人打算用新奇赚取关注的时候，我想达到的是始终如一、有条不紊，追求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和谐。西塞罗说过：“只有在任何行动中都保持的一致才是值得称颂的。一旦开始模仿别人，必然会放弃自我，这种一致性便无法维持了。”

关于自视清高这一恶习，从前一部分提到内容中，不难看出我所怀有的罪恶感。至于接下来的部分，是由于对别人的情况估计不足造成的。只是，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得到别人的谅解。不过，我已经决定讲出实话，哪怕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我都不太感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对古人心境的持续探究，或许是因为已经探知了过去贤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也许，这个时代生产的是平庸，因此我总是无法在周遭寻找到可以让自己尽情为之宣扬的事情。我没有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更不会对他人妄加评论。至于我认识的，那些有身份的人们，由于接受的教育，他们最关心的是荣誉和英勇，文化修养则是很少谈及的话题。

我非常乐意称赞他人的长处。通常情况下，我的赞扬总会比我的真实所想要夸大一些。当然，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谎言。不过，由于我不会凭空编造，因此这种谎言的存在也仅限于这种情况。对于朋友的好东西，我是乐意为其作证的。假如它的价值有一英尺，那么我不介意说成是一尺五。不过，我不会颠倒黑白，将缺点说成优点，更不会为朋友身上的缺点在众人面前进行刻意的遮掩。

面对敌人，我会进行公开公正的评论。对于我来说，会发生变化的是情感，而不是判断力。在评论的时候，我绝不会让与此无关的东西来干扰自己。如此在意评论自由的我，即便需要极力忍耐，也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情绪因素而放弃自身努力维护的权利。假如我说谎，便会对自身造成一定的伤害。我因为某人而说谎，那么某人也会带来伤害。但是这两种伤害相比，前一种伤害更严重。在波斯帝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这样一种习俗。对于自己的敌人，无论是进行评论，还是在战场上进行厮杀，都必须保持一定的尊敬，而且始终处于光明正大的状态。

对于一些人，我非常了解他们，也熟知其各自的长处。他们或是机敏，或是灵活，或是口才很好，或是学识渊博，或是做事充满热忱，等等。不过，我至今还没见过任何一个人，能够集各种优点于一身，或是在某种优点上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或是达到了过去某个伟人的程度。从身份和天赋的角度来说，艾蒂安·德·拉伯埃希是我见过的最伟大、最优秀的人。他长相英俊、做事充满热情，乐于助人，天资聪慧又非常勤奋。只要遇到合适的机会，这样一位英才必定可以成就一番伟业。

有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导致它们出现的原因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些人，他们追求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整日和书籍打交道，其理解能力却很差。也许，这本是一种正常情况，是他们的一个普通的缺点。只是人们的期望值过高，因而无法坦然接受这一事实。也许，是这些人太过张扬，喜欢到处卖弄自己的学识，因不知收敛而露出了马脚。

一个匠人，分别用珍贵材料和劣质材料制作物件。假如这名匠人由于没有遵照工艺流程，做坏了物件，从而浪费了材料，那么与浪费劣质材料的行为相比，浪费珍贵材料的行为只会让他显得更愚蠢无能。与石膏雕像相比，黄金雕像上的瑕疵往往更难让人接受。同样的，也许他们最初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们不分场合的到处滥用，这些观点虽然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却导致了人们对它们的误解。虽然他们的举动使得西塞罗、盖伦、乌尔比安和圣哲罗姆等人更加有名，却让自己沦为了他人的笑柄。

我认为当前的教育制度死气沉沉。我很乐意就这个问题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丰富学识，而不是让我们学会如何才是善良，有智慧。在我看来，这个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我们的教育只告诉我们，善良和智慧这两个词的来源，以及相应的派生词，却没有教给我们如何拥有它们。对于“行善”这个词，我们知道它即可，却不清楚如何做才是“行善”。总而言之，我们只要认识这些词汇就好，至于应该如何思考，在实际生活中应当如何行事，则全然不必知晓。

我们要了解自己的邻居。在知晓他们的籍贯、家庭情况、亲朋好友这些基本情况之外，我们还要与之交流，成为朋友，形成亲密的关系。关于各种德行，它们的定义、类别以及具体的表现形式都可以从我们的教育中学到。通过教育，我们可以弄清楚主家和分支在家族谱系中的关系。然而，我们却无法从中学到如何培养美德，如何让自己的行为谨慎妥帖，如何将善行做到恰到好处。我们所采用的教材总是那些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的名著，而并非那些观点真实健康的书籍。那些优美的词句虽然寓意美好，但是，对于我们的思想而言却是一些过时的东西，毫无用处。

人的观念和习惯，会因为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发生改变。这一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希腊人巴莱蒙的亲身经历。巴莱蒙不学无术，是个有名的纨绔子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听到了色诺克拉特的讲课，并被其渊博的学识和超群的口才所征服。随后，带着从色诺克拉特那里获得的知识，巴莱蒙回到了家中。从此，这些知识在巴莱蒙的生活中开花结果，使他放弃了过去放荡不羁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人生。再看看我们，有谁曾经从我们的教育中获得这样的好处？

在我看来，心底最纯洁、最谦逊，行事最规矩的人，是那些社会地位低下，最被人看不起的那些农民。如果按照哲学标准来看，我认为农民在通常情况下的言谈和习惯非常有条理，甚至比那些哲学家还要强。就像拉克甘西尔斯所说的那样，“由于行事必须聪明，因此比较聪明的通常是那些普通人。”

至于那些杰出的人物，（由于我认为必须经过近距离观察，才能做出对他们的判断）只从表面上来看，已经去世的斯特罗奇元帅和在奥尔良去世的德·吉斯公爵是战功方面的佼佼者，而奥利维埃和洛皮塔这两位曾经执掌过法国玺印的大臣，则是在学问和美德方面的领军人物。

另外，我认为诗歌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发展得尤为昌盛。多拉、贝扎、布坎南、波皮达尔、蒙托雷和图纳布斯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人物。而且，我认为我们的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人。我认为，尤其是龙沙和杜·贝莱已经接近了古典文学中所说的完美境界。至于阿德里亚努斯·图纳布斯，我认为他所拥有的学识，比同时期的学者以及前人都要全面和深入。

就最近刚刚去世的人物中，无论是阿尔瓦公爵还是德·蒙莫兰希、法国王室总管，其人生都闪耀着炫目的光辉。非常少见的是，两人的命运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相似。为了向巴黎人民和国王尽忠，年逾古稀的蒙莫兰希率领军队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进行战斗，最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我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堪称这个时代最有意义的壮举，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同样伟大的还有德·拉努王爷。他生活的年代军权至上，是叛乱、无人性的烧杀抢掠肆意滋生的时代。但是，即便在这种大环境下，他不仅培养了自己仁厚随和的性情，还成为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优秀军事家。

对于我的义女玛丽·德·谷内，我曾经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过对她的期望。我对她的爱胜过亲生子女。在我隐居的时候，是她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对我来说，人生中最美好的便是那段时光。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她是唯一值得我关注的人。倘若从一个人在少年时期的所作所为，预知此人的未来，那么她终究必定会成就一番事业。我与她之间，这份神圣的情谊将在她的手中逐渐走向完美。只是，由于她目前还没有突破性别观念的禁锢，在阅读上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令我欣慰的是她拥有坚定真诚的性格，而且对我的感情非常深厚。我五十五岁的时候，我们才相识。我没有其他要求，只希望自己离去的时候，不要给她带来心灵上痛苦的折磨。她是一位单身的年轻女子，有独立从事的工作；对《随笔》的第一卷，她曾经做出过评论；早在与我相识之前，她早就对我心怀敬意。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缘分，应当尤为重视。

在这个时代里，除了英勇，人们很少或从不提及其他的美德。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便是频繁发生的内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勇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美德。我们中间有太多的人，都拥有坚定地近乎完美的心灵，是这方面的杰出人物，因此其代表人物让人难以选择。

迄今为止，我已经把自己所能了解到的，优秀的性格都列举完毕了。

论自命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