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精神别解
东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文学史所言之建安文学略有延长，指约始于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董卓之乱，终于曹植逝世之魏明帝太和六年（232）。此期诗人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诗赋名作，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个性深沉、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2）“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初用于魏晋、南朝之人物品评，“风”偏重指精神气质，“骨”偏重于指骨格形态，二者密不可分，合之为风骨。后进入书画理论、文学批评范畴。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之描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即端直之言辞结合骏爽之意气，便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强劲之“风骨”。
荆轲刺秦，与燕太子丹在易水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史称（《战国策》、《史记》）荆轲为变徵之音，复为羽声，悲歌慷慨，士皆瞋目，发上冲冠。在宫商角徵羽五音中，羽最高，徵其次。知慷慨悲歌是一种音调高亢、情绪悲凉壮烈的曲调。
荆轲《渡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丹子》言为“壮声”、“哀声”。《史记·刺客列传》称“羽声慷慨”。《货殖列传》言邯郸、中山、沙丘“丈夫悲歌慷慨”。后韩愈《送董邵南序》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南朝梁·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唐·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建安以后天下文人遭逢兵战，曹氏父子于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
宋·敖陶孙（臞翁）《诗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至此可知，能得后人一致好评之处正是曹操等人的诗风悲凉、雄峻、古朴，诗如其人，真情毕露。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二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钟嵘《诗品》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论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前句谓曹刘坐啸诗坛，虎虎生风，四海众俊，竟无与相敌。后句谓西晋永嘉时并州刺史刘琨(越石)，犹有汉魏风骨，惜生之晚，未列建安诗坛，与曹刘共横槊赋诗。刘琨诗“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因同为北人，诗风亦近，故得元氏之推崇。因知元氏论诗以气骨为宗旨，特赏雄伟刚健之诗风。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三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元氏自注曰：“锺嵘评张华诗，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知是借《诗品》之论见发。元氏以为晋初诗格高出齐梁，故前句认为建安诗坛之流风馀韵，在晋仍多，以王敦为例即可概见晋人之壮怀。据《晋书·王敦传》载，王敦酒后好以如意敲击唾壶为节，咏曹操之乐府，至击缺壶口。后句谓张华诗往往巧用文字，托兴未高，乏风云之气。然持之与晚唐温李言情诗相较，又徒之奈何！虽本诗为张华说辞，实仍主作诗不宜“风云气少，儿女情多”。
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
盛唐诗与风骨：
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河岳英灵集·集论》所选各家：“言骨气则建安以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论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
论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
论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
论高适：“适诗多胸臆语，兼有骨气，故朝野通赏其文。”
论王昌龄：“王昌龄饶有风骨，与储光羲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多惊耳骇目之句。”
